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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契丹
巴林左旗新闻网  17-09-26 14:49 打印本页 【字体:    来源: 

  编者按:池建学,1968年生人,大学本科学历。三年的从军经历磨砺他坚强的意志,十八年的基层派出所工作,完成他浓厚的辽文化积淀。

  因为契丹这个马背民族,他爱上了他的故乡巴林左旗。

  作者力求用温暖平实的文字,回放、记录、见证这片土地曾经和正在发生的文化历史。

  跟我们走吧,踏上辽文化之旅。让我们一起探寻,那个消失的王朝,那段沉睡的历史,那个远逝的民族,揭开那古老而神秘的面纱。

  神秘契丹——我与契丹的第一次接触

  辽代被称为渠劣山的白音罕山,位于巴林左旗最北部,此地是辽代契丹族的大型墓葬地,这里的辽代墓葬呈群落分布,其随葬品之多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辽代系列,就是在全国也十分少见,好多被定位一级的国宝级文物都出自这里。比如:“契丹小字墓志”:

  我接触白音罕山的契丹墓志是在1998年。1998年4月18日,巴林左旗公安局实行人员机构改革,一块在宝力罕吐派出所工作的贾伟英和我一起被分到四方城派出所工作(两个乡在2000年政府合乡改革合并于现在的林东镇和碧流台镇)。当时派出所工作的处境非常困难,不像现在有经费,那时候就连电灯的费用都不好解决,只有紧紧地依靠乡党委和政府,请领导们帮忙解决一些日长的消费,但时间一久,也不好意思开口了。于是我和老贾就下村查找案源,解决一下派出所的日常开支。

  四方城乡过去同碧流台乡为一个行政机构,九十年代初期被划成单独的一个乡。全乡六个行政村,人口不到一万。用当时的话来讲,就是个穷乡。交通不方便,全是沙石路,离林东远,辖区里大多人们满足现状,治安还比较稳定,如果查找黄赌毒上钱的案源,简直是太难了,我们只好下村慢慢的走访摸排。

  1998年5月27日,我和民警贾伟英联防队员布晓东三人在孤榆树村查办一起赡养老人的案件时获悉一个重要线索:本村的冯某、张某两人常年不误正业,常去白音乌拉苏木的白音罕山一个叫白音根的地方挖古墓,根据这个线索,我和老贾在6月3日以大会战不出工的名义传呼了冯、张两人,在孤榆树村的村部里,经三个多小时斗智斗勇的心理战术,掀开了被后来《内蒙古电视台》“今日观察”栏目和《中央电视台》2套,相继采纳的:“神秘契丹小字墓志在内蒙古巴林左旗被发现”这一新闻的序幕!

  据二人交待:1995年春节刚过,他俩骑着一台幸福250型摩托车来到了乌兰白棋嘎查白音罕山,开始了5天的“倒窑”。(倒窑,是指盗掘古墓葬的人,在早期被盗的古墓中重新挖掘、翻土,以便再找到没有被盗贼盗走的文物)两个人在白音罕山一干就是几天,什么宝贝也没发现,罕山被盗的古墓几十处,由于离家远,晚上他们就在墓里住,据他俩说在他们住的那个墓里有一块石碑,碑文稀奇古怪,类似汉字,又不是汉字,一看就是古人刻的字。太重不好搬运,他们就将它拖出后埋在了墓旁的树林里日后有人卖好便于方便。听到这条消息后,我觉得这是块非同寻常的石碑,应该马上找到。我同老贾一商量就和联防队员布晓东还有当时任海苏沟村治安村长的布占国4人,开车拉上冯、张二人,一块来到白音罕山古墓发现地。寻找那块被埋藏的石碑。

  时值雨季冯、张,二人也找不好埋藏的准确地点,此墓地位于巴林左旗白音勿拉苏木乌兰白其嘎查牧场白音罕山的南麓,占地二道山谷三个山尘洼,总面积大约16.7多平方公里。我们只好把汽车停放在山底下,在泥泞的雨水地里来回穿梭于在几道山谷里的每一个相似的地方,前后七八个小时直到黄昏的时分,我们终于在乱树丛中发现了这块75公分见方,两块半拉的神秘石碑。几人一起将石碑抬到离墓地有IO多里地的停车处,用河水冲洗干净后石碑上出现了一千多个不认识文字。当我们将此碑交送到巴林左旗博物馆后,才知到这是消失几百年的契丹小字。后经著名的辽史研究专家刘凤翥教授鉴定为,这是一块十分罕见的丹小字墓志,算上这方墓志,世界上仅发现21块,属国家一级文物。这块墓志的发现填补了辽史的一块空白,也揭开了白音罕山为辽代韩匡嗣家族埋葬地。同时也解开了许多辽代的不解之谜。

  “韩匡嗣”是辽代景宗、圣宗朝的名臣。死于乾享5年12月(983年),葬于统和3年10月(985年)。从死到葬其修葬用时近三年时间。

  韩氏子孙在辽代200余年里,均为高官,世代封王、封候者多人。他们在辽代的汉官中,是最为显赫的一族,特别是韩德让被赐国姓,列横帐,因此墓地占地二道山谷三个山尘洼,约16平方公里,这样宠大的家族墓地,除帝陵外,历史实属少见。可想当时白音罕山(辽史称渠劣山)在辽时的重要性。

  此次墓志的发现是我热衷于契丹文化的开始。由此我从心里喜欢上了我的故乡“巴林左旗”。

  神秘契丹——我与刘凤翥教授的忘年交

  《杨家将》里的杨老令公真的是头撞“李陵碑”为国捐躯的吗?穆桂英真的大破过“天门阵”吗?大辽萧太后、韩昌究竟是野蛮胡夷,还是一世人杰?

  若想寻觅辽帝国的遗踪,若想还原韩昌家族的历史记忆,就万不可错过巴林左旗的四方城遗址。这座历经千年风雨的古城潜埋着令世人困惑的所有秘密,走近它,我们会看到一份关于杨家将、关于辽宋风云的真实解答。

  我第一次接触四方城遗址是在1999年。

  1999年4月6日,在处理一起治安案件时得到了一条线索。碧流台乡张家营子村有人为了躲避公安机关的打击,于1995年的11月的一个夜里将在白音罕山拉回来的一方一墓志砸碎扔在了村子东边的河里,具体地址不详,这些话,对于警察心里的我听的实在是太多了,根本就不在意,说白了一点也没往心里去。

  直到4月25日此事才有了新进展,25下午3点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刘凤翥教授来到巴林左旗考察辽代玉田韩氏家族与辽朝皇族耶律氏和后族萧氏之间的关系,由于乡政府没有招待所,老人家就入住在了派出所,从那时起我结识了老先生,也由此连接了我对韩氏家族的不解之缘。那天晚上,我和老人家聊得很晚,那天,我才知道四方城乡的古遗址是辽代名臣韩匡嗣的私城遗址(辽史记载的头下军州《全州》)。当我提到4月6日张家营子村河里墓志的时候,老人来了兴趣,他告诉我不管有没有,一定要想办法到河里打捞一下,或许有新的发现,我说可以,村子离派出所的驻地不远,明天就去打捞。

  这一打捞不要紧,我们的打捞发现了一个埋藏于地下千年的惊天秘密……未完待续!

  神秘契丹(三)发现辽帅韩昌之子墓志铭

  1999年4月27日一早,我与同事贾伟英将居住在碧流台乡邢家营子村的国某叫到了派出所,请他带几个人到张家营子的小河里帮忙打捞一下能否发现墓志的残片。国某说可以,十元钱一天,能不能捞到就不好说了。由于我在刘老先生面前夸了海口,不好拒绝,也只能冒着头皮试一下了。我在乡政府门前的小买部给他们买了三瓶红梁酒,加了十升汽油,他们便出发了。我留在乡政府同老先生在附近的山上踏查。一直到了晚上天黑时,也没有国某的消息。乡党委书记张海晨在政府的食堂里为刘老先生备了饭菜,乡长申凤林陪同吃饭,以便缓解我们久等打捞墓志消息的焦虑。到了晚上11点多钟,也没等来回音。申凤林乡长一看时间不早了,就叫秘书张伟把自己的电褥子给刘老先生拿来,铺在自己的床上早早的休息。当时的四方城乡没有闭路电视,只能收一个台,电视一停,大家也就各自回屋休息了。

  半睡眠的我依坐在办公桌前等待着消息,直到第二天早上5点27分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叫醒,我赶紧开门,敲门的正是我久等的国某,同他还有一个人,摩托车放在乡政府的院子里。用纤维袋子装了几块石头,东西我就不用细讲了。原来国某等人在小河里用了半个多小时就找到墓志了(他们当中肯定有人知道)由于时间太早,怕我不给他们工钱,就回家喝酒去了,一喝就是半天,全部喝多了。怕我发现他们的猫腻,第二天一早就带着宝贝来领赏了(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我见墓志找到了,赶忙叫醒还没起床的老先生,同时叫国某把车上的石块慢慢的卸下来,放在了乡政府的会议室前的水井旁边。等待老先生为我们的一一解答。刘先生一听说找到了墓志,立刻有了精神,马上来到墓志的残块处,洗净一拼后,又皱起来眉头,对着国某问道:就这几块吗?国某马上回答说还有十几块哪,都在河里,不好往外搬运。老先生又说:你们在辛苦一趟,把它都捞上来。国某支支吾吾的正愁没办往回运的时候,巴林左旗公安局当时的局长黄景祥和办公室主任张玉刚开着一台三菱警车来看望刘老先生了,他们一听此事后,黄局长马上叫张玉刚主任开车前往张家营子村,协助国某把余下的墓志残块都拉回来。直到中午12点15分。墓志基本凑齐。共残存29快,摆在了乡政府的食堂前。在冲洗的过程中,我有幸聆听了刘老先生亲自讲解的辽代与墓志主人的一些真实的故事。由此我才知道四方城乡还埋藏着一个这样大的秘密!

  墓志的主人就是在辽国汉臣秦王韩匡嗣的后代,就是评书《杨家将》的那个大名鼎鼎的韩昌的儿子“耶律遂忠”。

  它的发现为辽史学者补充许多的不解之谜。还原了评书《杨家将》真实的历史故事。

  韩昌的形象来源于民间传说“杨家将”的故事。杨家将的故事发生在北宋时期。人们出于对抗敌英雄的崇拜,对杨家将故事进行大胆想象与艺术夸张,塑造了杨家几代人的英雄形象。明清以后,戏曲舞台上有关杨家将的剧目品种繁多。但这些小说、戏曲及说唱作品的内容与历史事实出入很大,可以说成了英雄传奇。

  在杨家将英雄传奇流传的同时,与杨家将对立的反面形象也出现了,那就是辽国的韩氏战将。《杨家府演义》中出现了“辽将韩德让”、“大将韩延寿”,约在明末清初,说唱艺人又给韩延寿起了个单名“昌”,同时韩昌又增加了新官职“辽国兵马大元帅”、“辽国大都督”。至此,他的敌将反面形象才流传至今。

  演义里将韩昌这样的亲汉功臣视为杨家将的对立面,实在是一桩历史冤案。恰好耶律遂忠墓志的出现,直接的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墓志的开头几句就说:祖讳匡嗣字昌世,烈考讳德昌字克柔,直接就说墓主人爸爸叫韩昌。

  其实在辽宋军事史上,韩昌与杨家将从未有过接触。《杨家将演义》中描述的“幽州之战”、“血战金沙滩”,其原型就是历史上的“高梁河之役”。

  宋太宗被辽军乱箭射中,只得乘驴车逃跑。宋军失去指挥,被辽军打得大败。从此韩德让声震天下。

  《杨家府演义》中描述的“杨令公狼牙谷死节”之战,发生在公元986年宋太宗发动的“雍熙北伐”。当时承天太后和辽圣宗率辽军迎战。由于军事主官韩德让采取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正确方针,双方在岐沟关一带展开激战,韩德让的弟弟韩德威与名将耶律斜轸合兵一处,飞虎口战役中。杨业身中流矢伤重被俘,绝食三日而死。其子杨延玉及所率宋兵全部被歼。这场战争发生时,韩昌还是个孩子,不可能发挥什么作用。

  历史上真正与杨业父子对阵交锋、拼命厮杀的辽军主将,乃是韩德让、韩德威等。因此,韩延寿的艺术形象,实际上是以韩德让、韩德威、康延寿(辽军猛将)等人为原型塑造的。

  

耶律遂忠墓志的发现,还原了历史的真面目,也化解了后人对韩氏家族在中国历史上存在几百年的误会。正当辽史专家将耶律遂忠墓志刚刚破译准备写进考释的时候,一个叫专家匪夷所思的问题又出现了---

  

巴林左旗白音罕山又发现了一方汉字墓志,根据已经出土的墓志记载,墓主人也叫韩昌……未完待续!

  神秘契丹(四)真假韩昌

  2000年6月1日儿童节,同事贾伟英得到一消息,有人发现了耶律遂正的墓志,举报人要好处费2000元钱。我把情况告诉了旗博物馆,由于馆里缺资金,此事没有引起注意。

  2000年6月17日那天,正巧刘凤翥教授来了一个电话,我就把遂正的情况告诉了老先生,老先生二话没说当即汇来2000元钱,叫我们务必将墓志抢救回来交到巴林左旗博物馆。我同贾伟英找来知情人做了好多的工作,才同意把墓志送到了博物馆。博物馆的高娃姐亲自为刘老先生拓了一份拓片并寄到了北京老先生办公地点。从遂正墓志的内容我们才知道他也叫韩昌。这一发现,着实的叫辽史学者们费了一番苦心。

  刻于統和十五年的韩德威(遂正之父)《墓志》记载,“德威生子四人:長曰遂忠......次曰昌。”说明遂正就是韩昌。为韩德威的次子。同时刻于太平七年十月耶律遂正的《墓志》也同样记载,“公讳遂正,烈考讳德威......公(遂正)即侍中(德威)第二子也。”是韩德威的次子没错。

  遂正次子耶律宗福的《墓志》也同样记载,“他叫宗福,是侍中韩德威的二儿子他的兄长叫元左......但为什么我们发现的墓志主人也叫韩昌呢?为什么韩德威的长子也叫遂忠呢?

  学者们通过对照汉文和契丹文墓志,基本理清了韩知古家族的世系,并订正了《辽史》中的一些错误。同时对于韩匡嗣第九子韩德昌家族谱系中尚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特别是汉文《耶律遂忠墓志》的墓主是否为一人的问题,进行了一些辨析。

  韩德昌,字克柔,契丹名富哥,韩匡嗣第九子,辽穆宗应历四年(954)出生,辽景宗乾亨五年(983)去世,享年29岁。其人经历《辽史》无载,统和十九年韩德让曾被赐名德昌。直至出土汉文《韩德昌墓志铭》,我们才对其履历和子嗣有了大致的了解。墓志中写到“有子二人:(长子)郭三、(次子)解里阿钵”。

  《辽史·韩知古传》附韩德凝传:“子郭三,終天德軍節度使。孫高家奴,終南院宣徽使;高十,終遼興軍節度使。”

  根据《韩知古传》对韩德凝履历的介绍,对照出土的《耶律隆祐墓志铭》我们可以确认,《辽史》中之韩德凝,实际上本名叫韩德颙,韩匡嗣第七子,后赐名为耶律隆祐。他育有二子,长子耶律遂贇、次子耶律遂成,大概由于儿子在父亲去世不久便早逝,没有孙辈继承,故而从五哥韩德威的次子耶律遂正那里,过继第二子耶律宗福(遵宁·涤鲁)继承家业。而另一方面,韩德昌本人的墓志以及孙子(王宁·高十)孙女(曷鲁里)的契丹小字墓志铭证明,他的儿子有名留宁·郭三者、孙子中有名高家奴、高十者。那么显然是《辽史》误将韩德昌的子孙当作韩德颙的子孙,相关墓志的发现,使得我们廓清不少疑团。

  然而对于汉文《耶律遂忠墓志铭》的解读,刘凤翥认为耶律遂忠即留宁·郭三,理由也很简单,因为《韩高十墓志铭》中只记载了韩德昌与夫人之间有一子名留宁·郭三,那么另一子解里阿钵大概是幼年早逝,不计入墓志。所以耶律遂忠就是留宁·郭三。

  根据以上《墓志铭》的记录,大致整理出耶律遂忠的一些子女信息。我个人认为,耶律遂忠本人应该是有五男二女。其中长子耶律元佐与堂兄耶律遂正的长子重名。他的父亲叫韩昌韩克柔。而韩德威死后,为他撰写墓志的人将“遂正”的俗名或者契丹语名“昌”字刻在了墓志中也不足为奇,本来很简单的事经过契丹语和汉语的交叉,理所当然的为我们今天不懂契丹语的人们增加了几分神秘感。所以才令我们有了开始时令人匪夷所思的一幕。

  据刘凤翥老先生讲:辽代文字管理非常严格,就是在当时契丹文字也不是一般人们都认得,辽史是辽亡几百年后元代人根据当时很少文献编纂的,在当时,蒙古人也不是十分了解契丹文字,(比如耶律楚材他在辽亡才近百年还得找老师专门学习契丹字呢)缺乏资料,加上朝廷急于要修史的成果,所以辽史是25史中最不严谨最为混乱的。

  编写过程中当时的学者根据辽代留下稀少的资料来回删改,造成了令后人无法破解的许多密案。特别在许多的传记中不够严谨,把祖辈的传记在没有完全删除干净后紧接就是后代了,造成了许多的重复,这样的情况辽史里常见。人们只有根据新出土的墓志、碑篆等更正辽史的不足。

  韩匡嗣家族墓志的出土,为我们解开了许多辽史中的不解之谜。

  如今韩氏家族的多方墓志整齐的排展在巴林左旗博物馆的三楼展厅里。静静的等待人们的欣赏,契丹人那篆刻的功底彰显着超然的古韵。那流畅的书法,在天地间演绎着一黑一白的写意。会在欣赏人的眼前慢慢的开始沉淀,共鸣中会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好像欣赏的人也是韩氏家族的一员。无论是谁,此刻在这幽雅的意境里一定会变成一个淡然、洒脱的契丹人。

  公元916年辽建国到如今已过千年。在历史的长河中辽帝国的记忆如一抹繁华的艳阳,夹杂着轮回,瞬间就走过了无数个春夏秋冬,韩氏家族的兴衰史也悄然被带到了今天。思绪回神,时间已过千年。此时祖国的北方草原,依旧是微风不燥,岁月静好。

  以下参考的资料:

  刘凤翥、金永田的《韩匡嗣与其家人三墓志铭考释》(2000);

  刘凤翥、唐彩兰、高娃的《辽代萧乌卢本等三人的墓志铭考释》(2004);

  刘凤翥、青格勒的《辽代〈韩德昌墓志铭〉和〈耶律(韩)高十墓志铭〉考释》(2005);

  刘凤翥、唐彩兰、高娃、李建奎的《辽代〈耶律隆祐墓志铭〉和〈耶律贵安迪里姑墓志铭〉考释》(2005)

  刘凤翥、青格勒的《契丹小字〈萧特每阔哥驸马第二夫人韩氏墓志铭〉考释》

  王玉亭、《辽代韩德昌及其子嗣职官述略》(见《北方文物》2009年第三期)

  爱新觉罗·乌拉熙春的《〈韩敌烈墓志铭〉与〈韩高十墓志〉》(2005)(见《契丹语言文字研究》第十二章)

  爱新觉罗·乌拉熙春的《韩知古家族世系考》

  神秘契丹(五)清明踏青"长泰县"

  随着我阅历的增长和对辽文化情有独钟,我对老家更是情愫缱绻。2017年清明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下午,我和妻子就这样开始了在老家金代“长泰县”遗址的踏青之旅。

  庄严,古朴,静谧,安详再也找不到更贴切的词语来形容“长泰县”遗址了,它或许简朴但不陋俗,简约却不单调。

  金代“长泰县”遗址坐落在内蒙古巴林左旗十三敖包镇敖包后村西营子原知识青年点北山阳坡处。

  1962年夏天,原十三敖包乡敖包后村西营子六队村民(当时叫西兴隆庄村)在打墙取土时发现一通高96公分、宽58公分、厚12公分的金代石碑,碑正面阴刻“明堂”二字,左边直书“临潢府长泰县黄贞建”右边直书“大金贞元三年五月三十日”。明堂二字下阴刻整齐均匀的莲花图案(此碑现在巴林左旗博物馆)。

  据史籍记载,金灭辽后把辽代的上京路改为北京路,下辖临潢府,府有五县,其中就包括“长泰县”。敖包后村的山势与《金史·卷24地理志》所描述的相符合。志中说“长泰县有立列只山---左倚金粟河”。今敖包后村西北五里有一被称为“石门洼”的山峰,此处山势雄巍,应为金史所提的“立列只山”。“金粟河”即敖包后村的“乌力吉木伦河”无疑。

  “长泰县”遗址依随山形而建,它继承了契丹人与女真一脉相承的遗传基因,几处大型遗址在石门洼山峰的衬托下,显得那么幽邃,幽邃到透人心骨。

  在知识青年点旧址东面的阳坡上,有一处叫“庙台子”的大型遗址,在山的周围有一条车辙明显自下而上的古路,古路四周撒落许多的散碎瓷片。遗址面积近一百余平,遗留几棵辽金的枣树树种,在成片的榛柴里还发现了几十块辽金时期残存的瓦当和建筑饰件,貌似它天生生了副与众不同的媚骨吧,神秘的遗址在阳光的照射下给我更增添了几分变换莫测的感觉。

  《辽史·地理志》也记载“长泰县---在京西北---户四千。根据1984年巴林左旗志459页记载,敖包后遗址占地约百亩,有古井、古石磨,出土许多铜币和铁镞,当时人们称它为“四方城”,与辽史中记载相符。结合附近出土的文物和许多的遗址来看,此处很可能是长泰县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说它是寺庙遗址是有一定的道理,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听说一队的社员“王学彬”就在此处放羊时拣过一个二尺左右高的鎏金铜佛,还拣到过几个铜质的辽代护身符。据《辽史》记载“长泰县”户四千,在冷兵器时代它是一个大县,为了更好的管理人口,选择一处风水好的地段建一个寺庙是契丹人的一贯做法。由此可知,此处距辽上京最近,也应该是非常繁华的城市。

  不知不觉中夕阳西下,就在快要下山的时候,阵阵微风吹来,几棵枣树伴随着春风奏响了一曲奇妙的乐声,向一个传播辽金故事的使者,时而如泣如诉,时而婉转惆怅,在遗址处尽说那“长泰城”里的风流韵事和曲折动人的儿女情长。

  洗尽铅华,沉淀浮躁。它又默默无闻的托起了人文底蕴深厚的民族文化和契丹与女真的古往今来,或许是整个契丹文化的魅力就在此处吧!

  我爱内蒙古,我爱契丹文化,我更爱我家乡的巴林草原!

  神秘契丹(六)双龙村惊现万枚古币

  2009年春,我由乌兰达坝派出所调到十三敖包派出所工作,5月24日晚我和同事“郭磊”在单位值班,19点21分接到了一个举报电话,电话里告诉我有人在双龙村南沟的老齐家院里挖出了一缸大钱。钱被干活的哄抢了,剩下的被齐某装放进麻袋锁起来了,正准备要卖呢。

  我觉得此事很重要,就向公安局值班的副局长“白音”进行了汇报,“白音”叫我组织民警马上去现场保护,同时又通知文体局派专人前来协助我们。

  我和内勤民警“郭磊”(现在已是巴林左旗公安局网安大队长)同在丰水山附近巡逻的交警“金泉”(现在已是乌兰达坝苏木人大主席)等人一起开着两台警车来到了双龙村的南沟屯,到齐某家已是晚上九点,现场早已人去楼空,没发现任何与钱币有关的踪迹。

  我马上到村部找来当时双龙村的支书“马建民”和另外两名家在南沟屯居住的村干部再次来到齐家,经过我们和村干部的工作,“齐某”终于讲述了发现古币的经过。

  原来24日下午14时邻居垫院子,“齐某”老房子西有一原始土堆,就叫邻居在这取土。四名帮工人挖到西北角将近一米深的时候铁锹碰到了异物不动,几个人清理后发现是两块青石板。搬开青石板后一下子惊呆了:满满一瓮古币,在瓮上面一层层用麻线穿着排列整齐。大瓮高约1米,直径八九十公分已经碎裂。类似此种情况双龙在前些年发生过两次,几个人知道挖到了宝贝,趴在地上你一把我一把的哄抢古币。叫喊声惊动了在屋干活的“齐某”,他发现后赶紧制止,并将余下的古币装进纤维袋里,他认为古币出自自家地下理应属于自己,就抬到了自家屋内等待买主。经过大家的工作后,齐某决定将古钱币全部上缴国家。他领我们来到他家西屋,从苫布下取出了三个纤维袋。解开口袋嘴把钱币倒在了地上,好家伙,锈迹斑斑的古钱币夹杂着少许黑土,数量之多远远超出我的预想,叫我着实地大开眼界,也叫在场的其他人大吃一惊。

  此时文体局组织人员也陆续赶到现场。后经文博人员进一步核实清点,本次出土窖藏古币高达余38000枚。重量为143公斤,最早是秦代的半两,还有两汉,南北朝,隋朝的五铢和常平铢钱及唐、五代、北宋和众多辽代的下八品钱币。据文体局原陶建英局长说:“这些窖藏古钱币是巴林左旗近20年出土文物数量最多的一次,跨度之大,实属罕见。”

  听了陶建英数量之大和跨度之大的话我心里十分高兴,但有四个问题却在我的脑海里来回翻滚着使我百思不得其解!

  一、究竟什么人过去在双龙村居住?

  二、冷兵器时代他那来的这么多钱?

  三、埋藏钱币的当天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

  四、这么多的钱为什么没有辽以后比如金的年号呢?

  未完待续!

  神秘契丹(七)窖藏古币与辽金的三大战役

  带着疑问我查阅了有关历史资料,从辽代时期双龙村的地理位置和金太祖阿骨达伐辽三大经典战役中找到了部分答案。

  一、双龙村的地理位置

  双龙村现为巴林左旗十三敖包镇管辖,它在十三敖包镇的最西边,与哈拉哈达镇、查干哈达苏木为邻。这样说太笼统,简单讲该村东南山十几公里处就是辽太祖耶律阿宝机陵墓的北山。正西十几公里,就是巴林右旗的赛罕乌拉南麓床金沟,辽太宗耶律德光和辽穆宗耶律璟辽怀陵,东南方向十几公里就是辽上京所在地。双龙村与邻近的太平地村、宝泉村、开鲁段村相互形成一个方圆几十多公里外环山内平原的独立区域,区域内有几十处辽代的城庄和遗址。

  据1985版《巴林左旗志》第461页记载,1944年在宝泉村还能看到城墙,城南北长175米、东西长150米,城内出土了好多铁器等辽代遗物。东直线距离七公里的开鲁段村也有一片大型辽代遗址,遗址于该村西80年代初期改为耕地,发现古井和柱础。目前一个刻有牡丹花纹图案的柱础依然摆放在村委会前趟街一村民家门口。紧连双龙村的太平地村也发现一处近几公里的庄园遗址,遗址中出土好多辽代砖瓦和铁器,同时临近上下的十几个自然屯在不同时间相继发现好多院落遗址。由此可想双龙村独特的地理位置,它南连辽太祖陵,西临辽怀陵,东南方向又是首府,这样区域在辽代极为重要,应是契丹的大本营。虽然目前还没发现有墓志出土,但从2012年9月在哈拉哈达镇西沟村石羊沟出土五代十国后唐皇帝李存勖“伊德妃”墓志来看,哈拉哈达镇为辽太宗耶律德光的私邸。双龙村直线到石羊沟不过十几公里,以此推断只有耶律皇族或肖氏后族才最有资格在此居住,特殊的地理位置说明这是辽代帝国的后花园,因此在这样区域发现辽代几十处遗址和几处窖藏实在不足为奇。

  二、金太祖完颜阿骨达“以少胜多三大战役”

  1、“出河店大捷”

  天庆四年(1114)九月,阿骨达在出河店(今吉林前郭旗八郎乡塔虎城),辽国集结10万人准备消灭女真兵,当时两军的比例是1比27人。

  阿骨达用女真人最相信的萨满教梦来鼓舞军心。他说:“我刚躺下,就有人摇我的头,我得到了神的暗示,我们连夜出兵,必能大获全胜,否则定有灭顶之灾!”听了阿骨达的话,女真士兵士气顿长,三千多铁骑乘风踏雪,直扑出河店。辽兵没有料到阿骨达军队来得如此之快,措手不及,纷纷溃败。

  2、“围点打援”直捣黄龙

  黄龙府是辽国的经济命脉。天庆五年(1115)正月初一,阿骨达在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称帝,国号大金。同年九月阿骨达听取完颜娄室的意见,“围点打援”。黄龙府外围被扫平后,阿骨达率兵直捣黄龙府。一声令下后金军如潮水般推着各类攻城器械涌至城下,人人奋勇杀敌。辽兵一触即溃,守将耶律宁弃城而逃。

  3、护步答冈以少胜多之战

  黄龙府失守,天庆五年(1115)十二月,天祚帝在上京倾其全部兵力亲率七十万大军,企图一举消灭金政权。

  阿骨达认为,虽然辽兵数十倍,又来势汹汹,却是乌合之众,不若是主动出击,成功有望。他对士兵说:“当初,我领你们起兵,是为了咱们不再受辽欺压,让我们有个属于自己的国家。不想,天祚不肯容我,亲来征讨。我们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拼以死战,转危为安;另一是你们抓我一个,献给天祚帝,杀我一族,投降契丹,或许能转祸为福。”将士们听罢决定与辽军决一死战。

  该是天亡契丹,正当两军打得正酣时,辽内部出现纷争,天祚帝回军自救放弃了消灭金军千载良机,阿骨达却抓住良机,终于在护步答冈追上辽军,辽军大败。这就是人类战争史不可思议的“护步答冈2万破70万之战”。

  双龙村钱币出土年号由秦到辽天庆虽50余种,但没发现一枚金代铜币,由此断定窖藏时间很可能与几次战役有关,为辽末遗留。

  当时居住此在地的契丹人为了躲战乱有的离家出走,有的跟随大军出征,他们把能够带走全都带走,不方便带不走的藏于自己熟知的地下,等待胜利后取出继续享用。可惜,三大战役后,曾在中国北方200余年不可一世的大辽帝国一蹶不振。

  公元1120年辽上京被金军攻陷,双龙村契丹人的美好愿望随着京城的失守宣告破灭。由此埋藏双龙村地下不易被人发现的古币才得以保存。

  时光荏苒,直到2009年5月24日这天,它才奇迹般地在层层叠叠的历史故事中突兀出来,展现在世人面前。如今,这些藏于地下千年的古钱币正静静躺在巴林左旗博物馆展台上,像一部时光机为每一个参观者回放着契丹人在巴林草原那少为人知的秘密!

  神秘契丹(八)辽代钱币与澶渊之盟

  在今天的钱币收藏界,很难见到一枚辽代的钱币,就是辽上京巴林左旗的窖藏中也不多见,往往不到千分之一的比例,即使发现一枚残存的也是弥足珍贵,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了辽代的钱币如此奇缺呢?

  根据巴林左旗辽史专家“刘喜民”《辽上京契丹记忆》和政协近几年出版有关辽代的书籍,结合《凤凰网》的一篇文章找到了造成它奇缺的原因之一“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订立在公元1004年,也就是(辽统和二十二年、北宋景德元年)辽宋双方大战在今河南的濮阳城下,在两国皇帝亲征下双方缔结的和约。

  虽然和约规定北宋每年要向辽输送银10万量,绢20万匹,但却使北宋避难了迁都困境,并为北宋带来了70年的和平。从这一史料上看,似乎明显是利大于弊,也完全不同于清末马关、南京等那些要命的条约。

  “澶渊之盟”的内容:

  一、辽宋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后世仍以世以齿论。

  二、以白沟河为国界,双方撤兵。(辽归还宋遂城及瀛、莫二州。)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城隍。

  三、宋方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

  四、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盟约缔结后,宋、辽之间百余年间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事。

  简单明了就这么两项:一是辽宋为兄弟之国,以后,谁家的皇帝年纪大,谁家皇帝就是哥哥。二是宋每年向辽供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开展自由贸易。

  第一项,今天看,这不但不是不平等,甚至是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宗旨,但第二项,我们心里要清楚北宋汉人的牌局。十万两白银是个什么概念?大宋的年收入是一亿两,打宋辽战争,每年军费是五千万两。关键在于第二条的第二款,两国开展自由贸易。这“岁币加自由贸易”可太厉害了。大辽除了卖羊卖马,能有什么贸易基础?它几乎没有任何产品可以输出给宋,而宋的每一种商品,都是辽需要的。开始辽还卖一些马,后来,发现大宋的骑兵越来越多,就不敢再卖马。太后萧绰下令,谁出口马,杀谁全家,结果,边境贸易从一开始就变成一边倒的对宋贸易巨额逆差。大辽收的岁币,到年底全被大宋赚得干干净净,每年还倒赔。结果,一百年双方无战事,大辽的财富通过货币战争,源源不断输入大宋。

  契丹人不懂经济,后来干脆不发行货币,反正发行出来,也没老百姓认,即使大辽皇帝本人,也觉得只有大宋的钱才是真正的钱。“澶渊之盟”经千年的磨洗,就是辽上京故里的人也相知甚少。所以,在今天的古钱币收藏界,很难见到辽代的钱币,反倒是北宋的铜钱款式又多质量又好。

  神秘契丹(九)两面功臣“王继忠”

  “澶渊之盟”的签订,一些汉族士大夫“愤青”、“愤中”们,每逢讲起此事皆愤愤不平,认为宋朝在战场上的形势主动,竟然关键时刻软弱,反向辽朝支付岁币,以金钱换和平,太不划算。

  其实,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先前虽死了个辽将萧挞凛,没准日后大仗一打,宋真宗又在御营,万一有个闪失,估计宋朝最好的结局就提前北宋变南宋了。这次盟约的签订还要感谢一个汉人,他就是被神秘“摸骨相”摸准的宋将“王继忠”。

  宋朝是当时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但其巫卜的盛行,据记载《宋史·艺文志五》五行类著录有《七曜气神星禽经》等书。此术以五行二十八宿与各种禽兽相配,附会人事,以占吉凶。二是揣骨,与北宋陈抟所著《麻衣相书》相同。它通过揣摸人的骨骼高低、广狭、长短等,以推断人的贫富、贵贱,又称“摸骨相”。

  “王继忠”是河南开封人,从小与宋真宗关系特别好。宋真宗在府邸做王爷时,一天在大街上叫来一算卦先生来给身边的从人都算一算,看看将来如何。当摸骨人摸到了“王继忠”时,大惊:“此人真让人吃惊,半辈子食汉禄,半辈子食胡禄”。也就是半生在大宋为官半辈子在辽为官。“王继忠”一听就急了,抓着真宗的手说:“王爷给我做主,摸骨人胡说呢”!宋真宗哈哈大笑说,算算卦一个瞎子,给他点钱就行了。谁知后来此事果然应验。

  1003年(宋咸平六年辽统和二十一年),契丹几万骑兵向南侵犯,到达望都,“王继忠”与大将王超、桑赞等人率领军队支援。“王继忠”到达康村与契丹战斗,从日落到晚上二更,敌人气势稍稍退却。天亮再战,王继忠阵势偏东,被敌人所乘,绝断粮饷道路,王超桑赞都畏缩退军,竟然不前去援助。“王继忠”独自与部下跃马奔驰前去,服装衣饰稍不同,契丹认出来包围几十层。士兵都受重伤,殊死战斗,边战边走,沿西山而向北被契丹俘获。

  宋真宗听到这一消息后感到震动,开始认为“王继忠”已死,优诏赠大同军节度,增加等级送给财物以帮助办丧事,以他的四个儿子为官。

  “澶渊之盟”前契丹皇帝叫“王继忠”到北宋上奏奏章,宋真宗才知道他还活着,哭笑不得的真宗皇帝依然对他信任有加,结盟签订后真宗皇帝更是感谢他忠实地大宋穿针引线,每次凡是宋使到辽国,都会带给“王继忠”一份真宗皇帝亲笔御封的上好茶叶和名贵中药。“王继忠”每次都是当着萧太后与辽圣宗的面,穿着汉人的服装“对着宋使在辽上京向东南方“称未死臣,哭拜不起”,跪受赐物,“王继忠”的忠臣所为圣宗与萧绰也从不嫌猜。

  据《辽史》记载“王继忠”姿仪雄美萧太后将康默记一族美女赐他为妻。“王继忠”数次对宋使讲,要宋真宗出面写信给辽圣宗放自己回宋朝,宋真宗避免生事,手诏答复他说:“如果国主(辽主)自己主动答应放还爱卿,朕当重金相谢。”意思是宋朝不会主动索要。

  辽圣宗也看好“王继忠”,不放他回到中原。赐其姓名为耶律显忠,又改名耶律宗信,封楚王,在辽上京的汉城中里应有他的个人住所。

  “王继忠”有子王怀节、王怀敏、王怀德、王怀政见《辽史.列传第十一》。《宋史》称“日后不知其所终”,估计只不过王将军后来的事迹无人记载罢了。

  神秘契丹(十)辽代的《四郎探母》

  2014年10月18日下午,原辽宁省抚顺市武警支队十一中队的老连长“李俊峰”和指导员“刘旭东”和朋友“许先生”来到了巴林左旗开始为期三天的“情感之旅”! 10月20日早餐后大家来到“辽上京古城遗址”踏查,我为战友们做了一次业余导游,当来到建国碑遗址处时,连长问我京剧《四郎探母》是不是在这发生的?为了吸引他的好奇心,我马上说,就是这里。即兴的连长马上哼唱了京剧《四郎探母》“快马加鞭一夜还”那首感染大众的经典台词。

  《四郎探母》说的是宋、辽交兵,宋将杨令公的四子杨延徽在混战中流落北番,被辽招为驸马。后来佘太君押运粮草来到边关,在辽公主的帮助下,连夜探母,又连夜返回。这当然是经过艺术加工的。

  真正的原型是五代十国的韩延徽。911年,河北刘守光被山西的晋王打败,为求生存,他派参军韩延徽向耶律阿保机求援。

  韩延徽到达契丹后,阿保机不仅不派兵,反要求韩延徽归附契丹。韩延徽非常有气节。回绝了耶律阿保机,并坚持不行跪拜之礼。

  耶律阿保机火冒三丈,将他扣在辽上京做苦力。皇后述律平知到此事后,劝耶律阿保机放了韩延徽说:韩延徽守节不屈,是当代的贤者,应该以礼相待才对,怎么能囚禁羞辱他呢?

  阿保机顿悟,马上将韩延徽请回。后来双方竟然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就此成了阿保机的高参,辽上京就是在这一时期策划的。韩延徽在辽朝居住了很长时间想念起了家乡的母亲,他抓住一个机会,悄悄离开契丹逃奔晋阳。

  物是人非,当地没有人重视他。与在契丹所受的高看和优待相比,晋阳之行让他失落伤心。拜见完母亲之后,他决定再回契丹。朋友劝他,你好不容易从那里逃出来,再回去岂不是自投罗网,他们一定会杀掉你的。韩延徽语出惊人:我走之后,阿保机如丧耳目、如失手足,我回去就如同耳目与手足失而复得,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杀掉我?

  据说,韩延徽离开,阿保机做了个梦,梦中,见一只白鹤从帐中飞走。想的阿保机一连几日茶饭不思。后来阿保机又做一梦,那只鹤舒展翅膀,又飞了回来。他高兴地对人说:“延徽至矣。”

  果然不出所料。韩延徽回到契丹后,一开始受到阿保机的埋怨。他回答道,“忘亲非孝,弃君非忠”,“臣虽挺身逃,臣心在陛下。臣是以复来”。大意就是,我因为非常思念母亲,回家看娘去了。之所以事先没跟你们商量,是怕你们不答应,所以就自作主张了。但我现在回来了,我的心是忠于陛下的。阿保机一听此话高兴给他一个新名字“匣列”,辽言复来也。阿保机眼中,韩延徽不但是一只白鹤,他还是契丹人的福星。

  阿保机一统塞外后,时时有觊觎中原之心。中原国君李存勖,战战惶惶。这时,韩延徽写信送往中原,告诉大家,安心生产,放心过日子,“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正是由于韩延徽的阻止,中原迎来了一百多年的和平与安详,至到大辽灭亡。这种和平安定,与韩延徽是密不可分的。 《四郎探母》的故事就是取自这个典故,历经宋、元、明、清几个朝代的不断扩充到了元代改编的。历史上只有韩延徽,没有杨四郎。

  韩延徽是历史的骄傲,他用一介书生的羸弱之躯,让各族和平相处,在塞北营造了一片和谐,给中原带来一片升平,他不只是阿保机的一只白鹤,也是中国历史的一只矫矫不群的白鹤。在送走战友回家的路上,我恋恋不舍地又来到金銮殿遗址处,在我同战友的合影处,凝望那伸向远方大大小小深深浅浅的脚印,望着风中颤动的片片枯草,幻想辽上京开拓的第一天,如果此时能够给我一双穿越时光的翅膀,我一定会带上它飞往千年的契丹,圆我心中的梦想!

  神秘契丹(十一)蟠龙岗村与“澶渊之盟”

  1996年10月20日我由白音沟派出所调到宝力汗吐派出所任内勤民警工作。

  1997年5月节的前一天我准备去王家沟村换发户口薄,时任派出所长李宏柱在林东同罕吐柏派出所的所长辛玉庭查案子,民警贾伟英在所值班,没办法我只好求助当时司法所的王青森(现在十三敖包镇党委秘书)和王志(现碧流台镇镇长)二人,骑着摩托车同我一块来到了王家沟村,由于农忙,只有中午才能找人入户。在王青森的提议下我们三人一起去村的北山上游玩,这就是我第一次接触王家沟蟠龙岗。

  第二次是1997年11月的一天上午,王青森向旗文体局报告,在王家沟村北山上发现第四季冰川时形成的冰臼群,于是旗里派博物馆的王未想馆长带领当时的馆员李建奎(现巴林左旗博物馆馆长)和另外2人来到宝力汗吐乡,同王青森、贾伟英我们一行人来到了蟠龙岗。

  在看完冰臼快要下山的时候,王馆长我们一行在山的阳面发现好几个辽代早期被盗的古墓,由于天黑,马上要回林东,谁也没在意此地的墓葬里面的情况。直到2001年的2月份,博物馆组织人员在此清理的时候,才发现此处还埋藏着一个能够改变辽宋对峙的秘密!

  此墓发现两方墓志,最值得叫考古人员兴奋的是其中一方汉字墓志明确计载主人身份,他就是辽道宗时期的西北路招讨使、统管3O万的兵马都统“萧兴言”。(另一方契丹字是他的妻子)虽然他在外地为官,但死后依然葬于辽上京的私地。通过墓志的记载,才知道此地叫“盘龙岗”。

  原来在契丹时期,人们已经根据它的形状有了名字,只不过是我们没想到而已。此墓志还对巴林左旗附近的地理山川有所描写与《辽史》记载相吻合。它准确的记录了此地到辽上京遗址及流经该遗址的沙里河恰好是30里的距离。它是目前辽代唯一明确载有“西楼演水”之名的墓志,在现今考古界弥足珍贵。

  为什么说他改变辽宋对峙的局面,这还得从墓主人“萧兴言”的身份谈起,终辽一代除韩德让(韩大丞相后来也改姓为耶律)外,契丹所有大权集中于皇族耶律氏和后族兰陵萧氏手中。但向萧兴言这样掌管辽国的军权,死后在辽上京有私地的实在不多,兰陵萧氏的成员中,能够得到皇帝如此信任的也只有他祖辈的“萧挞凛”能够媲美。

  “萧挞凛”《辽史·列传第十五》有载,统和四年(986年)耶律斜轸听说杨业又来攻朔州,命令已是诸军副部署“萧挞凛”在林中路上设下伏兵,自己领人正面与杨业作战,杨业被“萧挞凛”的伏兵和耶律斜轸假败返回的辽兵打败,一整天才撤回陈家谷口,原本在谷口设伏等待杨业的王侁和潘美一看“萧挞凛”人强马壮,早已率领人马逃跑,杨业见此情况,对士兵哭道:“此时我军已无活路,只能以身殉国!杨业之子杨延玉挺身在前,满身负伤,一匹白马都被染成了红马,血尽人亡。73岁的老将王贵亲手射杀数十名敌军,箭支用完,又以空弩击杀数十人方才壮烈牺牲。最后宋军将士全体战死。杨业战马被射伤倒地,被“萧挞凛”擒获,绝食三日而死,这就是后来被民间传说《杨家将》满门忠烈故事的原版。

  统和十九年“萧挞凛”调任南京统军使,1004年,随萧太后、辽圣宗南下侵宋,“萧挞凛”为辽军主将,先后攻宋威虏、顺安诸军,在望都康村擒宋将王继忠,又连攻保、定、瀛等州,率军直指澶渊,因为此人活捉过杨业,他给宋军造成极大心里威胁。但澶州攻城时,这位辽国的第一名将却放松了警惕,被宋军张瑰以床子弩射出大箭击中额头栽在城下身亡。于是萧绰紧急下令停止攻城,率领百官辍朝五日,亲扶棺椁痛苦不已。

  “萧挞凛”的死,契丹人从此对北宋军队有了畏惧,同时也增加了北宋军人的守城信心。在大将阵亡,澶州城也久攻不下情景下,致使萧太后痛下决心与北宋签订盟约“澶渊之盟”!

  可以说是“萧挞凛”的死才促成了“澶渊之盟”的签订。由此说盘龙岗上埋藏着一个辽宋对峙的秘密!

  为了纪念此次重大发现,2002年经巴林左旗人民政府批准,将原来宝力罕吐乡的王家沟村、姚家沟村、康家屯村三个营子迁移于此山不远的地方,取名为“蟠龙岗村”。

  “盘龙岗”和“蟠龙岗”音同字不同。我想这或许是为了不影响长眠于此的兰陵萧氏冥阳之间的一个区分吧!

  神秘契丹(十二)米里图坝话“凉淀”

  老爷洞沟在巴林左旗最北部,隶属于富河镇横河子村管辖。

  “凉淀”是契丹皇帝四季捺钵时在巴林左旗附近的皇帝避暑行宫。四季捺钵也称作四时捺钵。是契丹皇帝出行时的临时居住处。四时捺钵的时间、地点和内容,《辽史》有详细记载。

  2003年6月17月我与浩尔吐卫生院院长杨继东和派出所的民警赵海、任广明到横河子村东山根屯检查回乡人员预防非典,结束后开着当时的2020s吉普车来到了米力图坝附近的老爷洞沟,欣赏自然风光。

  此处山中有一自然岩洞,洞中供奉着三国蜀汉大将关羽及其侍从周仓、关平的神位,因当地农牧民喜欢尊关羽为老爷,故称该洞为老爷洞。在杨继东的建议下我们几人开始了为期半天的马场沟之旅。

  马场沟在辽代应该有名,根据《辽史·第地理志》记载庆州,玄宁军---在州西二十里。有黑山、赤山、太保山、老翁岭、馒头山----更隶兴圣宫。史料记载马场沟就是辽代皇帝四季捺钵之地。

  我旗的辽史专家金永田先生认为老爷洞沟就是:北宋《枢密直学士工部侍郎薛映曾于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九月出使契丹时和北宋《薛映记》里所记载的“凉淀”。

  我旗另外一位辽史专家罗树坤先生则意见不同。他认为老爷洞沟应该是去往凉淀涧谷的一部分。

  我们把车停在马场沟门前岔口处溪水旁,步行去往沟里,山原始土路两侧是一棵棵已有百年树龄的松树,树身虽然离停车处较远,却给我一种莽莽苍苍的感觉,似乎是从树梢一直绿到了地下。走近看时,原来树身上布满了绿茸茸鲜嫩可爱的青苔,使得本以绿荫荫的马场沟门,更加增添了几分神秘感。

  谈笑中我们走过了两个多小时的路,到达沟里要歇息的时候,大家发现在沟里最西北被绿草掩盖很深的山坡,有着大面积的古遗址,在被绿草掩盖的遗址基础旁边,还撒落着许多辽代的砖瓦后辽金时期的白黑瓷瓶碎片。此处能够见到这样多辽金时期的遗物,叫我激动不已,它使我马上就联想到了常年在此打猎不理朝政的“睡王皇帝”耶律璟。

  《辽史》记载,穆宗耶律璟,把朝政大权全部交给大臣耶律屋质和耶律挞烈,自己专门喝酒玩耍,喝高了就给人升官赏赐,常常换上老百姓的服装,到市井中买酒喝。他痴迷游猎,多数在黑山和赤山(巴林左旗乌兰坝林场罗汉山),一玩就是一个月。

  由于长期喝酒,几乎天天处于非清醒状态,人称尊号“睡王”。长时间的饮酒还导致他身体虚弱,女巫“肖古”建言有长生健体秘方的谗言,于是耶律璟从此长期用药,每吃一副,就要杀一个男人取胆做药引子。几年后身体依然虚弱,发现上当才将女巫杀死。

  据《辽史》记载,他采取的杀人手段极其残忍,理由更是千奇百怪,杀的在他身边的人个个心惊胆战。

  公元969年2月,穆宗前往黑山(巴林右旗),游猎后回到行帐睡觉时,半夜时醒来想吃饭,没人答应,大怒,要杀做饭的人。不甘心坐以待毙的近侍小哥、盥人花哥,便联合厨子辛古等六人,终于用菜刀将还在梦里的三十九岁睡王送上了黄泉路,就此他再也没有醒来。被葬在巴林右旗幸福之路的怀陵,谥号孝安正敬皇帝。

  元代的编写者在《辽史·穆宗本纪》评价:穆宗皇帝在位十八年,知女巫妖妄见诛,谕臣下滥刑切谏,非不明也。而荒耽于酒,畋猎无厌。侦鹅失期,加炮烙铁梳之刑;获鸭甚欢,除鹰坊刺面之令。赏罚无章,朝政不视,而嗜杀不已。变起肘腋,宜哉!(死的太好了)

  如此保存完好的遗址,就是上京周边也难见到,先不管这是不是“凉淀”的主要地点,就在草原深处有如此之大的场景足以叫我震惊。

  在建筑风格清晰可见遗址边,我沉思不语。仿佛在阳光笼罩下的此处出现了好多为确保“凉淀”安全匆匆巡察的士兵和为皇帝就餐而忙碌的厨师身影。

  我站起身来凝望着这片遗址中沾满泥土的遗物,感悟着辽代驻守在这里士卒及役奴们每一天的生活细节。

  这里有太祖皇帝创业的辉煌时刻,也有穆宗皇帝绝望的泪水,它藏着近侍小哥等人的百般无奈,也记录有萧燕燕一丝惆怅或一声叹息。眼前淡淡的一种思绪,默落在尘埃里,殆尽漫漫长夜。一千年,弹指一挥间!

  神秘契丹(十三)“一国两制”与“燕云十六州”

  2013年6月初,央视百集纪录片《中国通史》摄制组来到林东的辽上京遗址、乌兰达坝苏木、查干哈达苏木等几个景区进行拍摄。这期间,我接触了剧组导演黎亚军和制片人赵芳妮,通过了解得知此片预计2015年制作完成。届时将在电影频道黄金时间段播出。

  据两位讲:广电部对此剧拍摄高度重视,为了更好的再现当年辽代契丹人繁华景象,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剧组一定要深入契丹的发源地”巴林左旗”林东,多拍一些辽代历史遗迹。此片将作为我国中小学学生学习中国历史的重要多媒体教学资料,不得出现半点的马虎。这次来林东主要拍摄辽太宗耶律德光巧取燕云十六州及中国最早实施一国两制的历史再现。(请看《中国通史·63契丹兴起》)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为主席了实现中国统一目标而创造的方针。在千年前的辽代,巴林左旗就有了“一国两制”的雏形。辽代的“一国两制”和“燕云十六州”,离不开以下两个人:第一位辽太宗(902~947)耶律德光。

  耶律德光是阿保机的次子。跟随阿保机多次立功,20岁时就做了天下兵马大元帅,阿宝机死后,耶律德光在母亲述律平支持下,逼走了哥哥耶律倍,做了皇帝,为了巩固他的帝位。开始向父亲阿保机一样,争霸中原。随着区域不断扩大,就制定了“因俗而治”的原则,形成了北、南两套完整的官制。即北面官制和南面官制。(也就是一国两制的雏形)

  北面官制,全部用契丹族人,掌握契丹的一切军政事务,是辽朝的最高权力机关。和北面官相对应的就是南面官,南面官主要由汉人来担任,以此来招徕汉族人,管理汉族人的事务。

  此制度的出现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进一步的融合,也增强了辽国的国力。

  第二位:五代时期后晋开国皇帝(936年—942石敬瑭

  石敬瑭原是后唐的河东节度使,是唐明宗李嗣源手下的得力大将,李嗣源非常信任他并把女儿给他为妻。但是,到了李嗣源死后,新即位的唐愍帝和唐末帝开始猜忌石敬瑭,因为那时候的唐朝已经日益衰落,石敬瑭手握重兵,唯恐他伺机造反。石敬瑭为图自保,在晋阳城内称病不理政事。

  清泰三年正月,正是唐末帝李从珂生日之机,宫中摆下酒宴庆贺,身为妹妹石敬瑭的夫人魏国长公主,也来向敬酒祝寿。末帝举杯一饮而尽,问道:“石郎可好?”公主答道:“敬瑭多病,每日卧床静养。”末帝说:“敬瑭身强力壮,何致一病如此,御妹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不如就在宫中多住几日罢!”公主急了,说:“夫君病的很重,正需我回去侍奉,明天我就向陛下告辞回归晋阳了。”这时,唐末帝酒后吐真言说道:“妹妹刚到京城,就急着回去,莫非想同石敬瑭一起造反么?”

  公主一听,吓出了一身冷汗,急忙退出营去。石敬瑭知道后公便开反唐,他向耶律德光求援,答应割让燕幽十六州和认比自己还小的德光为父,正愁没机会南下的耶律德光高兴的答应此事,帮助击他退了唐末帝的军队。唐末帝只好率全家老幼登楼自焚而死。

  夺得皇帝宝座的石敬瑭,心甘情愿履行了他的诺言在割让燕幽十六州后每年又交纳三十万匹贡帛。

  到了北宋初期,赵匡胤设立了“封桩库”来储蓄钱财布匹,希望日后强大时能从辽国手中赎买回燕云十六州。但他死后,弟弟宋太宗一心想巩固自己的皇位,采取主动进攻,屡遭失败。歇下了赎买的梦想。此后,燕幽十六州就成为北方少数民族南下掠夺中原的基地,酿下了中原四百多年来频频遭受契丹、女真以及蒙古统侵扰而长期战乱不断的恶果。直到明代,它才正式回到中原的怀抱!

  燕云十六州幽州(今北京)、顺州(今北京顺义)、儒州(今北京延庆)、檀州(今北京密云)、蓟州(今天津蓟县)、涿州(今河北涿州)、瀛州(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任丘北)、新州(今河北涿鹿)、妫州(今河北怀来)、武州(今河北宣化)、蔚州(今河北蔚县)、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朔州东)、朔州(今山西朔州)、云州(今山西大同)。

  神秘契丹(十四)哈拉哈达惊现后唐皇帝李存勖“伊德妃”墓

  不知是谁在网上撒布了一条哈拉哈达石羊沟出现“皇陵”的信息!此消息一发布便以妇孺皆知的速度传播。

  在好奇心的牵动下,2012年9月5日上午,我与同事陈振宇等3人一块来到了巴林左旗哈拉哈达镇的西沟村一个称做石羊沟的山上核实消息的真伪。

  在赤峰市文物局考古队长队马凤磊老师的陪同下,我和振宇几人有幸目睹了这座辽代早期被盗墓现场挖掘工作。在参观了解得知此次挖掘共耗时一个半月。由于巴林左旗2012年9月雨水充沛,对野外考古极为不便,加上没白没夜的施工,工作人员辛苦异常。虽然条件艰苦,但却值得庆贺。因为此次挖掘出土了数件珍贵文物。出土文物之多,近年来巴林左旗尚属首次。

  其中金银器就出土12件,仅仅一个银鎏金的面洗(古人用的脸盆)就够得上一级文物,另外其它11件刻花簪花后唐及契丹时代的金银用具及定窑瓷器,更是价值连城。

  特别值得惊奇的是在出土每件金银器皿上中间及顶部大多阴刻有“伊德妃”的铭文。同时还出土了记录主人生平的珍贵墓志。

  根据墓志记载,墓主人就是历史学者一直苦苦寻找的后唐皇帝李存勖的妻子“伊氏贵妃”。

  墓志盖用篆字阴刻“德妃墓志”四字。墓志第一行写有“大契丹国故后唐德妃伊氏玄堂志并铭”。墓主人在会同五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年号公元942年)十一月十日薨于怀美洲(辽代怀洲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幸福之路)本宫之正寝。死后被辽代皇帝追赠“德妃”。墓志铭明确记载德妃葬于山东30里以陵古。现今才得知在巴林右旗幸福之路怀陵附近还驻建有后唐皇妃的府邸,这样一件大事而辽史却无记载。此墓志的出现可更正辽史之不足,对研究辽代早期契丹人与后唐汉人的关系更是意义重大。

  “伊氏德妃”五代史有记载,她是五代十国李存勖结发妻子韩氏之外所纳的第一妾,称作次妃,顺序犹在刘玉娘之前。(李存勖(音xù)(公元885年12月2日至926年5月15日),是五代十国之后唐开国君王。庙号为庄宗,谥号是光圣神闵孝皇帝,应州人,沙陀族,小名亚子,为李克用二子,虎父无犬子,李存勖大概就承袭了父亲的战斗细胞,“及长,善骑射,胆勇过人”,难怪唐昭宗见了他不禁赞叹“此子可亚其父”,李存勖的“亚子”,即“李亚子”(《旧五代史》)的绰号由此而来。除了作战勇猛,李存勖还有一项别的爱好,即《新五代史》提到的“尤喜音声歌舞俳优之戏”。李存勖不光喜欢看戏,有时还亲自登台过过瘾。一次,他与伶人敬新磨同台演出,自称扮演的角色为“李天下”,敬新磨上去就给了他两巴掌,“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颊”。敬新磨解释道:“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复谁呼邪!”意思是说,只有皇帝才能称李天下,你一个小小的演员竟敢大言不惭,这不是要谋反吗?可能是敬新磨太投入了,竟然忘了眼前这位就是皇帝。李存勖一听,非常高兴,看到敬新磨对自己忠心耿耿,不但没有怪罪,反而“赐与新磨甚厚”,“李天下”的诨名也由载入史册。据史籍记载李存勖908年即晋王位,923年建立后唐,926年去世,在位19年。伊氏封为德妃。李存勖死,后唐明宗即位,遣散后唐庄宗其他所有妃嫔,只留下淑妃韩氏、德妃伊氏两人,以先帝遗妃供养宫中。后移居太原。后唐灭亡时,两妃被契丹虏往辽国,后晋灭亡之时还健在,最后史籍就没了记载,成了研究“五代”史学者一个千载之迷。

  墓志的发现,一定会在中外史学界引起一个巨大的轰动。我不是考古人员,但我知道墓志的重要性。由于时间紧促,我仅仅用了几分钟瞄了一下被泥土掩盖的墓志铭文后便匆匆离开,所以没有看清伊氏被辽主收纳还是被赐予辽臣为妻?另外埋藏德妃的山谷石羊沟在辽代叫什么山也没看清。巴林左旗《辽史》专家“王玉亭”老师也与我有同样的疑问?

  伊妃是改嫁辽太宗耶律德光还是太宗皇帝采取了怀柔政策收拢人心,在契丹地供养了这位后唐皇妃?她有没有后代、都叫什么名字、任什么官职、李存勖是不是也由中原来到辽上京,陵墓是不是也在哈拉哈达附近?

  这些疑问都期待墓志的考释才能一一破解。回想此次踏查匆匆的离开,没有解开的疑问,成了我心中的一个遗憾!

  我真心希望文博部门尽快把此次发掘报告整理一下。将墓志记载的千古之谜破解后尽早在考古刊物上公布。以便于我这个业余的辽史迷和更多的巴林儿女,对美丽的家乡巴林左旗有着更多更深的了解。

  神秘契丹(十五)鲜演大师与开龙寺

  1987年6月,巴林左旗林东砖厂在北山挖自来水管道沟时,发现一座早期被盗砖室墓,文物工作者闻讯前往调查时,在墓室淤土中清理出上京开龙寺僧鲜演墓碑一通(王玉亭《辽文化与辽上京》205页)。

  此碑在两方面补录了《辽史》的不足!

  1、开龙寺在巴林左旗的准确地点

  由于辽史材料缺乏,对开龙寺了解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仅在《辽史•圣宗纪二》记述:统和四年(986)“秋七月丙子,枢密使斜轸遗侍御涅里底、干勤哥奏复朔州,擒宋将杨继业,……辛巳,以捷告天地。……又以杀敌多,诏上京开龙寺建佛事一月,饭僧万人。”披露了上京曾建有“开龙寺”这一信息。鲜演墓碑的出土是上京开龙寺的印证,

  据碑文所载大师出生于辽怀州,今天巴林右旗岗岗庙。父亲姓李中年早逝。受母亲杨氏的影响,以佛书为导师,很快就成为一名出众的少年。同乡有个大师听说鲜演的名声后,到他家中看望。随后鲜演来到辽上京开龙寺。清宁五年(1059),不到二十岁的鲜演,即参加了受具足戒的试经考试,获得第一。随后声名逐渐为众人所知。圣宗皇帝的长女既秦楚国大长公主闻知其名后,邀请他到竹林寺作“讲主”。她在清宁八年(1061)“舍诸私第创厥精庐,奉勅以竹林为额” (舍自己私人的住地建“竹林寺”,奉命请鲜演担任“竹林寺”讲主)。鲜演在上京期间,还多次被辽道宗叫到宫中,深受辽道宗喜爱。大安五年(1089),授“圆通悟理”的称号,寿昌二年(1096),封为崇禄大夫、检校太保,于乾统元年(1101)加特进阶、守太保。六年(1106)升特进、守太傅。

  《辽史•道宗纪二》咸雍三年(1067)九月令其改充大开龙寺暨黄龙府讲主。乾统四年(1104),其父被天祚追封为太子左翊卫校尉,其母迫封为弘农县太君。至此,可以说他是“缁徒爵号、庆萃一门”。

  2、契丹时期《华严经》对韩日两国的影响。

  鲜演所著《华严经玄谈抉择记》历来被大乘佛教所推崇,被誉为“经中之王”。

  贞观年间,唐太宗想要念部经,问玄奘说:佛所说的经典,哪一部是最大?玄奘对他说:《华严经》最大。此经一门能开无量门,三世诸佛所同证、十方菩萨所同修、大千圣众所同尊、法界众生所同具的一真法界一览无余。广大圆满,无所不摄,宇宙万法、有为无为、色心缘起时,互相依持,相即相入,圆融无碍,如因陀罗网,重重无尽。从那以后唐太宗,专门念这部《华严经》。

  可能是受唐朝皇帝的影响,鲜演于天庆二年(1112),辞去了所任的各种职务,开始潜心研究《华严经玄谈抉择记》。期间撰写了不少佛教著作。但最具影响的还是《华严经玄谈抉择记》,宋代观复所著《华严经大疏玄文随疏演义钞会解记》。中多处引用了鲜演的《华严经玄谈抉择记》。《墓碑》记载:“由是高丽外邦僧统倾心,在辽中国师徒翘首。据《高丽史》记载:辽临海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兼御使中丞耶律思奇,于寿昌二年(1096),奉辽道宗之命作为册命使到了高丽,期间与僧统义天结为朋友,之后常有书信来往。根据义天给思奇的信件得知,思夺曾受义天之托,回国后搜集并赠给义天一部分佛书,其中有鲜演大师的章疏和《华严经玄谈抉择记》,这些著作均收入高丽《续藏经》中,并传入日本,亦收入日本《续藏经》中,鲜演大师在国际佛学界的深远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天庆八年(也就是1118年),大师圆寂,享年74岁。埋葬于巴林左旗林东镇林东砖厂的北山上(今林东都市花园小区北)。

  随着时代的开放,思想文化的禁区逐渐打破,现今不少上京人也向大师幼年一样加入了居士的行列。玄藏大师曾说:“人生难得,东土难生,正法难求。”托生个人身很不容易,能出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也不容易,能求得真正的正法很难。所以如果有了这三项,就应该坚定不移地修下去。

  我想,佛法是教人向善的,从善中看因果。从因果中求正悟,从正悟里找境界,只要明白宇宙与生命之间的相存道理,相信因果真实不虚,生命一定就会由此而升华,那颗纯正的利他之心一定会跟随大师达到至真至美的最高境界。

  神秘契丹(十六)林东镇“望京山”的由来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每每读到刘禹锡这首《陋室铭》,我都会想到距林东镇西北2公里的“榆树毛子”山。

  在巴林左旗大大小小,或高或低的大小山头里,“榆树毛子”山仿佛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以其沧桑的阅历守护着林东镇里的每一缕炊烟,每一抹风景。

  由于山的顶端有一块宽不过百米,高不过百尺,形似青蛙的怪石,我们又叫它“蛤蟆石山”。记忆中刚搬到林东的我,蛤蟆石总以它的高度和开阔吸引我。每逢节日来临,我和伙伴们就背上水壶手里拿着自制的手枪,来到蛤蟆石下南边的一处叫野猪坑的地方展开一场射击比赛游戏。

  谁也不会想到我们常常趴在这里躲避伙伴追击的“野猪坑”竟是埋藏于地下千年的辽代的墓葬。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在“野猪坑”下埋藏的秘密才重现视野。

  1989年初冬,契丹博物馆“刘凌江”先生在“蛤蟆石”山下上坟时,在“野猪坑”的淤土中发现了一方断为三块残缺墓志,至此我们才知道原来“野猪坑”是辽代早期被盗墓群。此墓志后被巴林左旗博物馆借去研究,通过修补后得知墓主人叫“蔡志顺”,于乾统八年(1108)埋在此处。

  蔡志顺《辽史》无记录,由于墓志被盗墓人严重砸毁,只能见到如下部分内容: ……墓志铭……上京管内商枕点提、云戮一材、赐紫金鱼袋杨骏声撰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子封于蔡,因以为氏。公伟志顺。性刚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郡吏。清宁六年,宋国王留守京沛,悦公善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密院充契丹令史,属文班。乙信为知院,去令史。口改为通事。咸雍二年,授左承制。四年,知随笃生料副使。七年,出为”上京商税点检,迁如口副使、随写针线院都监。历怀州商知都监,再为上京商税点检。皆有功可奖。累加安州团练使,知上京军器库使。……安元年,授随笃三军都虞侯。一三年等等...等等446字。此墓志的发现对研究《辽史》极为重要,可更正《辽史》不足。

  墓志提到蔡志顺在上京地区之所以能够做官,是因为得到了辽兴宗次子“鲁斡”的赏识。“鲁斡”于清宁六年一手将他提拔为北枢密使契丹令史。同时墓志还讲他为人刚正不啊不怕权贵一年后得罪了辽道宗时期大奸臣“耶律乙辛”被降为同事。

  看来在辽道宗时期,无论是谁,只要是与皇亲有联系都会受到“耶律乙辛”集团的排挤。墓志中还提到了许多有关辽上京的信息。如“知上京军器库使”(1988年巴林左旗辽上京出土一枚“临潢府兵器库之印”与此墓志记录吻合,此库应在辽上京内),“天成军节度使”(巴林左旗查干哈达石房子)和“知庆州节度副使”(详见王未想1995年第09期考古)。

  同时墓志在结尾是记录他埋葬的地点叫“望京山”。此山就是我们叫了多年的“榆树毛子山”它距离山下辽上京遗址2公里,站在此山观望上京城,确实是绝妙之地。

  自从此墓志出现后,巴林左旗的人们开始陆续扔掉了已叫多年的“榆树毛子、蛤蟆石”俗之又土的称呼,恢复了它千年前响当当的名字“望京山”。

  九十年代初,林东镇政府为了让林东人进一步了解此山的重要性,特意把山下胡家营子村的墓地命名为“望京山公墓”。

  神秘契丹(十七)辽上京“石盆山”的由来

  1987年10月末,巴林左旗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林东镇辽上京遗址以南5公里的南塔帐棚山头东麓(帐棚山),发现一座辽代砖室墓。此墓虽早年被盗,但墓壁上仍依稀残存有人物和山水壁画。并且,在淤土中清理出已残为三段的辽代乾统二年(公元1102年)墓志一方,题为"东头供奉官王士方墓志铭"志石为红砂岩质,上圆下方,边长54、宽32、厚7厘米;下有碑座插榫,并见有碑座。志文为两面镌刻,竖行楷书,满行31字,21行523字。据《王士方墓志》,中的记载:“公讳士方,素非簪笏,秉性直谅。...朝廷奸欺于内,而公身不避重责,奸厥渠魁而扫地,盖公之效也。上甚嘉之,蒙恩授东头供奉官、银青崇禄大夫、兼监察御史、武骑尉。”

  这段文字所记述的内容不见于《辽史》,王士方不是官宦出身,自己也不是官员,只是正直敢言。辽道宗时期耶律乙辛权倾朝野残害太子,当时朝野上下敢怒不敢言,只有王士方击义钟鸣冤,最终辽道宗处置了耶律乙辛。王士方因敢于弹劾奸臣耶律乙辛有功,在大康九年(1083年)耶律乙辛被诛之后,被辽道宗授予“东头供奉官”的官职,厚赏了王士方及长子仲康、季子仲祺,等一家。“并承荫,调系三班院”。

  但他的举动《辽史》却不曾记载,只有他的后人“王贲”在金代时有记载:《金史·王贲传》王贲,字文孺,其先自临潢移贯宛平。曾祖士方,正直敢言。辽道宗信枢密使耶律乙辛之谗杀其太子,世无敢白其冤者,士方击义钟以诉,辽主感悟,卒诛乙辛,厚赏士方,授承奉官。他的记述与《王士方墓志》内容一致。

  《金史·王贲传》和《王士方墓志》有两处记载对于后人研究辽史至关重要。(见王未想2000年考古第一期)

  1、墓志称“高祖翁王兆是南人,入国保和县”。“南人”是辽金时期契丹、女真对中原汉人的称呼。

  辽统和八年(990)在上京之南设县,称“保和县”隶属辽上京临潢府管辖,但地点至今无从考证,《王士方墓志》的出土说明辽代的保和县就在南塔附近不远处,这一点还需期待考古工作者的进一步考证和发现。

  

  1. 《王士方墓志》墓志称他的埋葬地在“临潢府南石盆山之下”。“石盆山”不见《辽史》现在的人们都称它为南塔山头或者帐棚山。墓志中“南山之下兮深深夜壑、南河之水兮”之句来描述地貌,它的描述与现在的南塔地貌十分吻合,龙头山下沟壑纵横,最大的地方沟深达30多米。当地人称“鸡爪子沟”。

  “石盆山”专指帐棚山山头部分。南山则应泛指辽上京之南大范围的山。“南河”就是指辽上京的南沙河,现在人们所称的“沙里河”。

  《王士方墓志》的出土不但曾补了《辽史》的不足,还让我们看道了"保和县"的影子,同时也知道了林东南塔的“帐棚山”在辽代叫“石盆山”。

  

神秘契丹(十八)林东镇北塔惊现“释迦牟尼佛”舍利

  2011年5月24日,巴林左旗林东镇胜利村村民在架子山南坡盖房时发现了古墓葬。并及时上报了巴林左旗文体局,文体局组织文物管理所有关人员对其进行了抢救性清理。此墓为砖室墓,墓顶已塌陷。墓室呈长方形,未设墓门,南北长125厘米、东西宽90厘米、残高42厘米,中间用立砖间隔将墓葬分成两座,室内各有一柏木骨灰匣,骨灰匣板大部分已腐朽,在两骨灰匣内均有柏木墨书题记为“龍興寺□唯識灰靈寿昌元年二月十八日巽时遷葬掩閈記”和“龍興寺諦唯識灰靈寿昌□年二月□□□巽时遷葬掩閈□”。

  “龍興寺諦唯識灰靈”按常理“諦唯識”应为僧人法号,但是两块匣板题记均见“唯識”二字(见左利军2011年9月2日巴林左旗新闻网)。

  我个人认为题记中的“唯識”梵语音译“毗若底摩坦喇多”,梵语倒置,称为识唯,汉土译为唯识。所谓唯识,换句话说,唯识宗立论,以我人心识之外的万有现象,皆是由我人心识自体所变现而来,故除心识之外,万有现象皆非实在。“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两句话把一切诸佛的佛法全都说出来了。

  佛经说:心是真心,识是妄心,一切法都是自己的妄心在那里变化的。整个宇宙人生都是我们真如本性的幻相。自心所现、自心所变,心外无法,法外无心,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首先我们一定要理解什么是佛?“佛陀”是梵文的简称。意译为“觉者”、“知者”。什么是“觉者”。觉有三义:自觉、觉他(使众生觉悟)、觉行圆满。如果达到三觉义,每个人就会都有机会成为“觉者”,也就是都有机会“成佛”。佛法,就是佛在在生前说的自己,《弥陀经》如是,《华严经》、《法华经》、《圆觉经》无有一经不如是。始彻终就是讲的自己,没有讲到外人。所以佛经里面的经典,都是“唯识”的注解。

  契丹时期的辽人非常崇信佛教,经过近几年考古发现,在辽上京周围的佛教寺院遗址多达30余处。在众多寺庙遗址发掘中“宝鸡寺”最为出名。

  1967年林东镇砖瓦厂工人干活取土时发现一座小型火葬墓。出土了盒盖墨书“大康八年十月廿日三更宝鸡寺首座沙门善忍灰衬匣子”骨灰匣子一个。巴林左旗早期考古发现,林东北塔山西南坡早年有两个长宽各约十米的土堆,地表散布许多辽代沟纹砖布纹瓦残片,疑为“宝鸡寺”遗址。就是现在六角五层密檐砖的林东北塔。

  1990在维修此塔时在天宫内发现一金粉装饰的琉璃瓶,时任博物馆馆长金永田在现场曾开启瓶盖后发现内装骨、血、肉、发等48颗佛舍利子。瓶盖为木雕荷叶托一精刻莲蕾;出土前放置在一尽显雕饰之精美的木塔内。随琉璃瓶出土的文物还有佛教故事帛画三幅、小木塔三件、鎏金经筒、铜净水瓶以及盛有中药和香料的白釉碗碟等共16件。

  《辽史地理志》载辽太祖神册三年建立皇都,“天显十三年更名上京,府曰临潢”。

  研究辽史多年的辽上京博物馆老馆员王清煜介绍,宝积寺遗址内的北塔当时属辽临潢府所辖,经诸多辽史专家研究认定此塔应为《大藏经》中所载之“临潢塔”。此塔出土的佛舍利子应为佛祖真身舍利。

  林东镇架子山南坡的僧人墓葬,根据墨书题可知是龙兴寺僧人的墓葬,在辽道宗寿昌元年(公元1095年)二月十八日巽时埋葬于此。

  辽道宗是辽代崇佛皇帝,也是在契丹诸帝中对佛学研究最为广泛、精深的一位。在他还是皇太子的时候就有尊崇佛教的文化取向,他叫人在自己捐赠一尊佛像背上刻下的“愿后世生中国”的词句(见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二《朔问下》)。他也是在契丹诸帝建寺修庙最多的一位。

  据《辽史·道宗纪》记载:咸雍八年(1072年)三月,道宗皇帝一次就批准三千多名佛教信徒受戒为僧尼。“一岁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此次僧人墓葬的发现,正是道宗皇帝崇佛尊道的典型事例。

  神秘契丹(十九)乌兰坝苏木发现耶律习涅家族墓地

  在巴林左旗东北部乌兰坝苏木浩尔吐嘎西有一座大山,山名为“浩吐尔山”也叫“小罕山”,是大兴安岭的余脉。

  1987年秋,巴林左旗乌兰坝苏木浩尔吐嘎查牧民额勒得去小罕山采药时,在一座被盗掘的辽墓旁发现一盒两方墓志,便用车拉回家中存放。1988年初,有人要出高价收买该墓志,额勒得意识到该墓志非同一般,经与其妻莲花商量后决定由莲花给在工作的哥哥哈斯巴图去信询问如何处理此事为好?并将用铅笔划制的拓片同时寄去。哈斯巴图同志接到信后,马上回信告诉妹妹和妹夫,千万不能卖,这是一盒刻有契丹文和汉文的墓志,应与当地文物部门联系,交给国家。同时给全国政协常委、赤峰市政协副主席、中国辽、金史学会副会长苏赫先生写信告知此事,并将妹妹的信及拓片寄去,以示极为关注。

  1988年3月13日苏赫副主席乘去巴林左旗工作之机,把博物馆馆长金永田请召到他居住的宾馆告知此事,并要求尽快将墓志取回妥善收藏。

  1988年3月16日金永田来到浩尔吐嘎查与当地领导到额勒得一家说明来意后,额勒得欣然表示不要任何代价,将墓志交给国家。

  墓志运到巴林左旗博物馆重新清理后发现,其中一方为已失传千年的契丹大字墓志,另外一方是绿砂岩的繁体汉字墓志,经过专家认定,墓主人是《辽史》有记载的皇族后人,“大横帐节度副使耶律习涅”(大横帐,辽官署名。属北面官。掌辽太祖后裔九帐皇族事务。有横帐常衮,亦称横帐敞稳、横帐太师、横帐太保、横帐司空、横帐郎君、等官)。

  耶律习涅《辽史》无记载,但他祖上却是官职显赫,墓志不但把他的兄弟儿女一一说明,更详细的介绍了他祖上的官职和生平,值得史学家注意的是他的六世祖“宁”官位“于越”,兵马大元帅,据《辽史·国语解》所述“于越,贵官,非有大功者不授。兵马大元帅一般是皇位继承人或者亲王所担任。他的六世祖“宁”卢不姑《辽史·列传第六》记载,耶律鲁不古,卢不姑与鲁不古,因同字异。是辽太祖耶律阿宝机的从侄子。他辽太宗时配合石敬瑭打败后唐张敬达,官拜“于越”。

  他的高祖(曾祖的父亲)就是辽史记载的耶律贤适,耶律贤适在辽景宗拜北院枢密使、兼侍中赐保节功臣。他的祖父、父亲也有记载,他本人任大横帐兴复军节度副使。

  根据巴林左旗辽史专家金永田的考证“耶律习涅”自大安间从仕道宗、天祚两朝,最终任兴复军节度副使。兴复军为《辽史》卷三十九地理志,中京道成州兴府军同名异写。地点就是今天辽宁阜新市西北的红帽子乡一带,原为上京道的长庆军后划归中京道管辖,改称为兴府军即墓志所讲的兴复军。

  最值得注意的是,墓志结尾说他于辽天祚帝天庆四年(1114)3月25日葬在嘉鹿山先茔之侧。地点就是《辽史》记载我们一直苦苦找寻的“嘉鹿山”。

  墓志的出现印证了浩尔嘎查的浩吐尔山就是辽代的“嘉鹿山”,现在的浩吐尔山一带山高林密,沟壑纵横,禽兽遍野,美鹿成群。契丹人狩猎捕获最多是鹿,在长期的狩猎生产活动中,他们创造了许多猎鹿的绝招。

  《辽史·国语解》舔盐条载:“鹿性耆咸,洒盐于地,诱启,射之”。《辽史本纪》第七《穆宗下》载:“穆宗在应历十六处闰月乙丑,观野鹿入驯鹿群”。

  可见,辽代契丹人猎驯野鹿的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可随时猎获野鹿,品尝美味,补充生活之资。因此称此山为“嘉鹿山”。

  我在乌兰达坝派出所工作3年,熟知这里的一切,好多埋藏于地下的秘密需要专家们一一破解,随着耶律习涅墓志内容被公开后,也揭开了苏木浩尔吐嘎查辽代遗址的秘密。

  乌兰达坝苏木浩尔吐嘎查村子里,现有一处辽代遗址,东西长322米,南北宽326米,有南北二门和马面,城内多出土辽金时期的白釉瓷片和形态不一的铁镞。城的西面有两条古人挖掘一人多深的地道,地道由城内直通村西的山坡的几公里处。距离耶律习涅墓地不过几公里,可见此城在辽代的规模之大。终辽一代凡是地位显赫家族几乎都有私城,耶律习涅家族墓地距离此城不过短短几公里,可以认定浩尔吐嘎查的辽代遗址就是耶律习涅家族头下军州城。

  “耶律习涅”墓志,不但让明确了乌兰坝浩尔吐嘎西的浩吐尔山就是《辽史》记载的“嘉鹿山”,它还添补更正了《辽史》之缺的许多内容,从而也叫我们对契丹耶律家族的“于越”有了更新、更多的认识。

  下一章我就和网友们聊一下契丹耶律氏“非有大功者不授”的官职“于越”!

  神秘契丹(二十)“于越”耶律休哥的唯一败仗

  辽时的“于越”是最高最尊之职,相当于现在的总理兼军委第一副主席。《辽史》记载的“于越”仅有四人耶律曷鲁、耶律屋质、耶律休哥、耶律仁先。但在其他记录中又多出三位,世宗时期的“耶律洼”,因与耶律吼“定策立世宗”有功,被“拜于越”。“耶律习涅”六祖“耶律鲁不古”于天禄中被拜“于越”。还有一个是辽圣宗统和六年(公元988年)六月,乙酉,“夷离堇“阿鲁勃”送沙州节度使曹恭顺还,授于越”。

  在终辽一代210年里的七位“于越”中,首属战神“耶律休哥”最为勇猛,不得不提。“耶律休哥”字逊宁,现在的巴林左旗人,北院大王,封宋国王拜“于越”。

  辽景宗乾亨元年,宋太宗亲统大军攻打辽国,南京告急,“耶律休哥”与“耶律斜轸”一同增援南京,大获全胜。宋太宗“赵光义”身中两箭,弃马乘驴车向南逃走。宋军被“耶律休哥”带领的契丹军斩首万余级。第二年,他又指挥契丹军队将宋军大败于瓦桥关(今河北雄县旧南关)。活捉宋将“杨业”。从此他的名字威震宋辽两国。直到金代,居住在宋境白沟以南的人在打赌时还拿“耶律休哥”发誓:说谎出门碰到“于越”,如果有小儿哭时则说“于越来了”马上便好,可想“耶律休哥”对中原人的影响。

  《辽史》的编修者《辽史·列传十三》评价“休哥”:辽亦岌岌乎殆哉(辽国非常危险,快要倾覆或灭亡的时候),休哥奋击于高梁,敌兵奔溃,再战歧沟关,旋复故地。宋自是不复深入,社稷固而边境宁,虽配古名将,无愧矣。

  俗话说,凡是常胜将军,难保终生不逢一败。《宋史》·卷二百七十五·列传第三十四·“尹继伦”。耶律休哥一生中的唯一败仗。

  “尹继伦”,(947-996)976年任北面边疆都巡检使。公元(989)年,宋军粮食短缺,朝庭得知后军情,派谴大将“李继隆”领兵万余,护送后勤车辆去增援。“耶律休哥”知情后,率数万精锐骑兵,准备在中途对宋军的粮草进行拦截围剿。行至宋的边界时,与巡逻宋军小分队相遇。领队就是“尹继伦”。“耶律休哥”不把“尹继伦”放在眼中。直接率领大军信步离去。

  “尹继伦”在马上对部下激情讲道:“寇蔑视我尔。彼南出而捷,还则乘胜驱我而北,不捷亦且泄怒于我,将无遗类矣。为今日计,但当卷甲衔枚以蹑之。彼锐气前趣,不虞我之至,力战而胜,足以自树。纵犹不失为忠义,岂可泯然而死,死为胡地鬼乎”(“契丹贼寇如此目中无人,看不起我们这些人,他们把我们当作碗里的鱼肉,想吃就吃,不吃看也不看。如果他们南下获胜回来,一定将我们一起给端了,赶着我们到契丹国做他们的奴隶。如果他们在进攻中失败,回来时一定拿我们泄愤,我们不会有一个残存者。如果我们把马的蹄子包起来,口里含枣不出动静蹑手蹑脚跟在他的后面轻装快进,找到有利地形发动奇袭。“于越”现在锐气正旺,不会料到我们暗中紧跟,大家出其不意,全力奋战,足以立我军威。就是死了也不失节。哪能悄声不息地做契丹人的野鬼呢”)!士兵们听后热血沸腾,决心死战。当晚就持短兵器,轻步疾进来到一处山地埋伏起来,准备偷袭。

  “耶律休哥”率领契丹军队早已发现了宋朝运粮的主力。觉得宋军已是瓮中捉鳖。在距离宋军四五里处停下吃饭。以便给宋军造成心里和精神上的压力。谁料想此时的“尹继伦”突率一千多宋军全部直入他的指挥大帐。用餐的“于越”根本没有机会拔刀,瞬间就被“尹继伦”的宋军用短刀击伤手臂。在护卫的拼死保护下,“耶律休哥”带着重伤,骑马溃逃。宋军主将“李继隆”也发现契丹军队里出现了宋军的旗号,高兴的直喊“皇帝圣明”,率领所有宋军直冲契丹军营,会同“尹继伦”与休哥进行血战。使得没有提防的契丹人相互踩踏,死伤者近万人。此战宋军大获全胜,契丹军将锐气大挫“尹继伦”自此被契丹军人称为“黑面大王”。

  “耶律休哥”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常胜将军,因此战的失败加上伤情恶化,于公元998年(辽统和十六年)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葬在了辽代景宗皇帝的乾陵附近,今辽宁境内的医巫闾山。

  2002年辽宁省阜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在距阜新市30公里远的一座深山,发现了一处古墓群,在其中一个墓里发现一块刻有“故于越宋国王墓志铭”九个字的墓志铭,此处墓地应是“耶律休哥”家族墓地。

  神秘契丹(二十一)杨家营子发现辽代国宝级文物“侍宴、伎乐画像石”

  很久没有看日记了,昨夜里偶然一次翻阅床头摆放的乱七八糟的笔记本,不经意间看到了数年前我在碧流台派出所工作时的一条记录,记载的是2000年春天我与当时杨家营子派出所长邹德臣(现公安局治安大队长)一起在大梁沟山顶追逃的一信息:“今日同邹所和杨成华(现富河镇镇长)等人追逃谢某来到了大梁沟顶峰,本想坐下休息一会,观看此山风景,无奈成华身体素质极好,肩背冲锋枪又带多个弹夹走在了我的前面,此地览四周众山风景绝佳,阳面有多处古时的地窨,应为辽代大型建筑遗址,因任务在身无心观看,如有机会我一定要来大梁沟一游”。

  其实巴林左旗杨家营子镇的风景都值得一看,此镇的许多山麓在辽代就已出名,叫我记忆最深的是杨家营子三道井子村北部石匠沟屯西北的“高阳山”。

  2009年十月一日那天我看完国庆阅兵直播后便同朋友杨某两人开车来到了此处,与石匠沟村有了一次亲密的接触。由于此地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在七叉八差的土道上行走就像进了迷宫,幸好有一户在此出场的老乡为我们在迷途里做了向导,来到了久闻大名的“高阳山”。

  “高阳山”因1989年发现了一座古墓而得名。

  在老乡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当年古墓的发现地。金秋十月的“高阳山”到处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荒草,看不见一点古墓的影子,但在方圆几公里的山坡处发现了许多辽代的遗存物件,由此可想昔日“高阳山”的繁华。

  “高阳山”1989年此处发现一座被盗古墓,在墓中出土了轰动一时的辽代画像石和一方“大契丹国夫人箫(萧)氏”墓志。此墓志中许多隐讳之处,时至今日仍叫《辽史》专家们争论不休。墓志看似是萧氏一人的墓志,但通读全文即知是萧氏与其夫污斡里二人的“一石二志”。

  墓志所记载萧氏的“公讳污斡里,其先出自虞舜”,内蒙古考古所的盖之庸先生认为“污斡里”是萧氏夫人的第一任丈夫。“污斡里”很可能是《辽史》列传第十二之“耶律隆运传”太后观击鞠,“胡里室”突隆运坠马,命立斩之的“胡里室”。污斡里与胡里室音近,应为一人,当时萧太后为了在契丹皇族中给韩德让树立威信,才怒杀“胡里室(污斡里)”。污斡里被萧太后诛杀后,墓主人萧氏夫人便根据辽代继庶母婚,也称妻后母婚的习俗,嫁给了污斡里与前妻所生的儿子,儿子便成了后妈萧氏夫人的第二任丈夫,因而在墓志里出现了一妇二夫的情况(见盖之庸2007年内蒙古辽代时刻文研究216页)。

  此观点我旗的辽史专家葛化亭、王玉亭两位先生则不认同。他们认为萧氏死于辽圣宗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根据《辽史·圣宗记一》统和元年四月癸巳“诏赐物命妇寡居者”朝廷鼓励守寡的女人坚守妇德、妇道的这条记载,继庶母婚的习俗在此时恰好废止。所以皇族中不可能在出现妻后母婚的情况(详见北方文物2012年3期)。

  墓志多处载录史籍不见,可增改《辽史》之不足。比如墓志说“其先出自虞舜”,明确将黄帝之子昌意的七世孙虞舜说成是契丹人耶律污斡里的祖先。目前国内许多学者多以此条记载作为辽代皇族耶律氏认同自身为“炎黄子孙”的直接证据。它的出现,说明了契丹人在辽圣宗时期就已经认为自己和北宋一样都是“炎黄子孙”。

  墓志还记载萧氏夫人于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正月二十四日死于永州私邸,(现今通辽市奈曼旗平安地乡西孟家段古城)于同年十月二十八日埋葬于上京北“高阳山”。让我们第一次听说了杨家营子石匠沟西北的高山在辽代叫“高阳山”。

  最值得叫巴林左旗人高兴的是在墓中还出土了两块国宝级文物“侍宴和伎乐画像石”。此石精工细雕,画风流畅,真实地再现了契丹上层社会或宫廷宴饮行乐。目前它经常代表中国作为“国宝”在国外展出。

  看到日记的记录,回想当年的踏查,我想起了唐代杜牧的一句诗“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呵呵,可不是吗?

  神秘契丹(二十二)赵思温与“断腕楼”的由来

  辽代的太祖、太宗慧眼识珠从俘虏中发现了康默记、韩延徽、韩知古、赵思温、张砺等众多贤士,并引入身边出谋划策。这些人在稳定其内部统治、增强辽朝国力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此,在辽朝的汉人中,逐渐形成了一些汉姓望族。这些望族以权势和财富而闻名终辽一代。甚至到了元朝,元人王恽还会发出这样的感叹:“迄今燕故老谈勋阀富盛,照映前后者,必曰韩、刘、马、赵四大族焉。呜呼,盛哉!”

  其中,“四大族”中韩氏有两大家族,即韩知古和韩延徽家族。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谈一下四大族中的赵思温家族,是因为赵思温的两句话,终止了述律平对契丹皇族的几次杀戮,结束了在阿保机死后期间契丹内部最大的一次动荡。

  赵思温,字文美,《辽史》记载他“少果锐,旅力兼人”,“以骁勇闻”。在后唐庄宗李存勖攻打燕地时,赵思温率领偏师进行抵抗被后唐周德威所擒,后来受到后唐皇帝李存勖重用。神册二年(917年),赵思温投靠辽朝。在辽讨伐渤海的战役中,身被数创,辽太祖亲自为他调药。

  公元926年,耶律阿保机在东征途中驾崩,太子耶律倍理应继承皇位,可当时的皇后述律平极力主张由耶律德光即位。在耶律阿保机治丧期间,述律平不为丈夫阿保机离世悲哀,而是为契丹下一任继承人着思,她把与她意见不统一的百官妻子们叫到辽上京,说“死的为什么是我的丈夫,而不是你们的?”这话一出口让堂下百官的妻子们脑子一阵眩晕。接下来就即招百官,先是哭泣一翻,而后,说“先帝没了我好想他啊”,回过头来问百官,“你们呢?”据《资治通鉴》记载我今寡居,汝不可效我)百官们对伤心的主母也是难过极了,都料不及这个女人能做杀人灭口的事,都表示非常怀念先帝。(受先帝之恩,岂得不思。)不等百官话落,述律平马上就说:“好,那你们去陪陪先帝吧”。还没等到大臣们回过神来,一个个都被拉出去砍了头,成了先帝阿保机的陪葬(辽祖陵即现在的巴林左旗石房子)。从此凡有意见不统一者,她就对着他们说:“你们替我带给太祖代个话”。不等大臣思辩,就被开刀问斩。

  一次,述律平见到了赵思温便说:“赵将军,太祖想你了,你去吧”?赵思温一听马上倔强回答道:我不去!述律平太后又说:汝事先帝亲近,何为不行(先帝待你最好,你咋能不去呢)?赵思温说:“要论和先帝关系,怕谁也不如太后你吧?你先去,臣跟着就是了。”

  述律平一时无语,想继续找杀人的理由,可是,又非常爱面子,说道:“诸子幼弱,国家无主,不得往耳。”(我几个儿子太小,国家又不能没有国主,我不能去呀)然后,她做出了历史上颇为烈倔的一件事,抢过一个护卫的钢刀,把自己的右手腕砍断,放进了辽太祖的棺内。紧接着说:“就用我这个手腕去陪先帝吧!”由于现场混乱,赵思温免于一死。同时也终止了述律平对契丹大臣的无理杀戮。

  此后契丹族的皇亲国戚大小官员只要见到赵思温,各个举手作揖,以示尊重。

  不过太后的杀戮法也真凑效,从此皇亲国戚对她所主张的事情再也不敢违抗。就连太子耶律倍,也让位于皇次子大元帅耶律德光继承大统。

  坐上皇位的耶律德光为了感谢母亲为自己取得宝座断腕一事专门在辽上京义节寺里建了一座楼阁取名“断腕楼”。这就是辽史中“太后断腕”的故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辽宁省朝阳市台子乡的白道子山下,发现了赵氏家族人物的墓葬碑,其中,尤以赵思温之孙赵匡禹及其重孙赵为干的墓碑,弥足珍贵,不仅证实了赵思温在此埋葬还补充了赵氏家族的历史渊源,而且,是考证辽代历史文化的珍贵史料。

  神秘契丹(二十三)“耶律乙辛”与萧观音的千古奇冤

  “萧观音”是辽朝道宗耶律洪基的皇后。耶律洪基是辽朝的第八位皇帝,在位四十五年,庙号道宗。“萧观音”是枢密使肖惠的小女儿,乳名巧哥,因喜扮菩萨装,故世人称其为“萧观音”。《辽史》说她能“自制歌词,尤善琵琶”。“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哪教猛虎不投降。”这首气势如虹的诗句就是萧观音于公元1056年8月陪同辽道宗进入深山幽谷打猎时脱口吟出的。

  “萧观音”自小学习中原文化艺术,向汉族音乐家“赵惟一”学习并尊为师傅。万万也不会想到,却因此而送掉她和儿子耶律濬的命,加速了辽朝的衰败和灭亡。

  耶律洪基还是太子的时候她纳为太子妃,登基后,封“萧观音”为宣懿皇后,封耶律濬为太子。耶律重元欲谋杀道宗。被“萧观音”探察发现,设计制伏了耶律重元。从此道宗对“萧观音”的宠爱和信任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特命她的儿子太子耶律濬主理日常朝政。将来继承皇位。耶律濬如果当了皇上,使一个人惶恐不可终日感到末日的来临。这个人就是《辽史》记载的第一大奸臣“耶律乙辛”。

  《辽史》卷111:列传第41奸臣下耶律乙辛出身贫寒,但从小聪明,头脑灵活。兴宗重熙年间入朝当了名小文官(文班吏),掌管太保印。当时的皇后见他长得文静,衣着朴素,便将他提升为笔砚吏。因为他聪慧机警,连连升迁,一直升到护卫太保。

  道宗即位以后,很得重用,一直升为魏王,加太师。权大后的耶律乙辛恣意妄为,残害忠良,党羽遍天下。

  太子耶律濬对耶律乙辛多次予以严厉斥责,并多次在道宗面前参奏揭发。成了耶律乙辛的眼中钉。汉人状元张孝杰是走耶律乙辛的门子,看出了耶律乙辛的后顾之忧,他认为耶律濬是子以母贵,因为道宗宠爱“萧观音”,所以才器重耶律濬,如果“萧观音”失去宠爱,耶律濬没有了根基和靠山,便不攻自垮。

  为了搞掉“萧观音”,耶律乙辛把一个叫“单登”叛臣女子推荐给道宗。“萧观音”得知道宗把叛臣之女留在了宫中,觉得非常不妥,便要道宗把“单登”逐出宫去。耶律乙辛趁机挑拨,说“萧观音”是妒忌,是大逆不道。道宗在“单登”的狐媚诱惑和耶律乙辛的挑拨下,对“萧观音”渐渐疏远,才女“萧观音”马上写了一首感情真挚、缠绵悱恻的《回心院》。打动了道宗皇帝,道宗与“萧观音”便和好如初。

  一计不成耶律乙辛出了个极为阴狠歹毒的主意。栽赃“萧观音”与赵惟一私通。首先叫张孝杰写了一首极为淫荡的《十香词》,让耶律乙辛的姘头“清子”假冒宫女,说是宋朝皇后写的,请辽朝皇后抄写一遍。作为旷世佳话。善良的“萧观音”居然信以为真,抄写完后在篇末题写了一首诗:“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鸟入昭阳。”以表明自己并不是那样放荡的人。

  耶律乙辛得到“萧观音”抄写的《十香词》后,立即让“清子”把这篇淫词藏在赵惟一的住处。同时叫“单登”出首揭发“萧观音”与赵惟一私通。道宗皇帝见到“萧观音”的笔迹,气得差点背过气去。萧观音百般辩解,说不是自己写的,是一个宫女让她抄的。可是,“清子”本来是假宫女,早已离开皇宫,哪里还找得到啊?

  失去了理智的道宗,当即下旨将赵惟一腰斩,“萧观音”赐死,废掉耶律濬的太子之位,囚禁土圜中,不久,被耶律乙辛派人毒死。铸成了震惊朝野的一大冤案。

  后来,道宗皇帝知道错杀了皇后和太子,痛悔不及,得了一场大病。他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把耶律濬的儿子、皇孙耶律延禧接进宫中亲自抚养,百般宠爱娇惯,恣肆放纵,要星星不给月亮,使延禧从小染上吃喝玩乐恶习。继承皇位以后荒淫无度,不理朝政,很快就把辽朝二百年基业葬送了,自己也成为金人的阶下囚。

  所以,后人评价说辽朝亡在天祚帝耶律延禧,不如说是亡在辽道宗耶律洪基。

  神秘契丹(二十四)景宗皇后萧燕燕与耶律隆运韩德让(上)

  2011年8月中央电视台来林东拍摄五集电视剧“探索发现”之《契丹王朝》。栏目的工作人员在林东采访了许多专家和辽文化爱好者,因为我在四方城派出所工作过,叫我也谈一些对韩匡嗣家私城和墓地看法,我不是辽史专家,不知从何谈起,拿着《临潢史蹟》和《巴林左旗志》装作很有学问的样子照本宣科,逗的魏导哈哈大笑,没办法我只好又反复看了几遍韩匡嗣传才录制完成。

  韩匡嗣是辽太祖开国二十一功臣之一韩知古的儿子,他的墓地就在白音勿拉苏木乌兰白其嘎查白音罕山的南麓。离此地不远的碧流台镇四方城村有一古城遗址。根据巴林左旗《临潢史蹟》记载:四方村古城分东西二城,两城相距160米,东城不甚规则,周长1060米,昔有二门,城内建筑遗址密集,但很凌乱,文化堆积很厚,有的地方深达3米。西城略呈长方形,南北长300米,东西宽320米。残存马面11座。城墙为夯土板筑,残高1。5-2。5米。此地距离据韩匡嗣墓地较近疑为韩匡嗣的头下军州辽称“全州”。

  说到“全州”首先要提俩个人,那就是大名鼎鼎萧绰萧太后和韩匡嗣的儿子大丞相韩德让!

  萧绰,父亲萧思温,是“断腕太后”述律平的族侄,萧绰的母亲则是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女儿燕国公主耶律吕不古,算起来,这对皇族夫妇之间差了一辈,燕国公主原本是丈夫的表外甥女。据说,萧绰的小名“燕燕”,就是来源于母亲的封号。而当时的北宋王朝则称她为“雅雅克”。

  萧思温是一位名不符实的军人。一生只打过一场胜仗。辽穆宗在巴林右旗岗根苏木境被近侍小哥、盥人花哥及厨子辛古等六人刺杀时萧思温做了一次大的政治投机,一面封锁消息,一面连夜报讯给耶律贤。耶律贤立刻就在穆宗的灵柩前行了即位之礼。为了表示感激拥立之情,就晋封萧思温为北院枢密使、北府宰相、尚书令、魏王,并且征召他三女儿萧绰入宫。据说萧绰在小的时候,萧思温让她和两个姐姐一起打扫房舍。只有萧绰一丝不苟地完成了父亲交代的事情。萧思温因此对小女儿格外看重:“此女必定成家。”说萧绰将能出人头地、振兴萧家。

  刚刚16岁的萧绰进宫还不到两个月,就被封为贵妃,在五月的时候就正式册封为皇后了。

  辽景宗耶律贤在察割之乱时只有三岁,幸亏御厨尚食刘解里将他包在毡布中藏进柴草堆,逃过一劫。但是留下了病根,当上皇帝后,连马鞍子都骑不住,因此倚靠萧绰处理政务。

  保宁二年(公元670)五月,萧绰父亲萧思温被族人萧海只、萧海里刺死。萧绰从此没了依靠,但她的政治阅历却迅速成熟起来。在景宗的支持下,得到了尽显才能的机会,由此得到了群臣由衷的钦佩。保宁四年(公元672)十二月,生下了长子耶律隆绪。后来陆续的十四年里,共为景宗生下了四子三女七个孩子。乾亨四年(982)九月,35岁的辽景宗病卒于云州焦山行宫。临终时他留下遗诏:“梁王隆绪嗣位,军国大事听皇后命。”

  29岁的萧绰虽然已经治理了辽国13年,但她非常了解辽国历次改朝换代的惊险过程,宗室亲王势力雄厚,局势易变。她领着自己12岁的长子隆绪在耶律斜轸和韩德让面前流着眼泪说:“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奈何?”

  韩德让和耶律斜轸等赶紧上前说:“信任臣等,何虑之有!”

  于是在韩德让、耶律休哥和耶律斜轸的帮助下,萧绰顺利地解决了内部夺位的一大隐忧。我们在了解一下大丞相韩德让。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建辽之初,掳掠了汉地大量人口,韩德让的爷爷韩知古就在这个时候被皇后述律平的哥哥萧欲稳掳掠了送给述律平做奴隶。韩知古聪明兼有胆识,被阿保机任命为“知汉儿司事”后来官至“中书令”。韩知古的三儿子韩匡嗣是韩德让的父亲。在景宗朝一直做到西南面招讨使、政事令、尚书、秦王。(他设有私城辽史称名“全州”就是巴林左旗碧流台镇四方城村古城)而且与后族联姻,不但本人迎娶了后族旺支兰陵郡萧氏的女儿,就连他自己的三个女儿也有两个嫁进了后族。韩德让比萧绰大13岁,野史说他本来与萧绰订有婚约,只是由于景宗即位为帝萧绰奉命入宫,姻缘才中途中止。但萧绰在以皇后身份执掌朝政的景宗时期,就对韩氏家族格外优遇。乾亨元年(公元979),韩匡嗣在伐宋之时大败逃奔,原本是必死之罪,却得到了皇后萧绰的全力营救,最后只是杖责免官了事。而且不久就又重新起用并升官(巴林左旗白音罕山出土的韩匡嗣墓志说此后进封秦王)。

  据说,景宗去世后不久,萧绰就对韩德让吐露了多年的情意:“我从前曾与你有过婚约,现在皇上去世,愿与你重谐旧好,再叙前缘。现在我儿子当了皇帝,也就等于是你的儿子,愿你好生照看!”此后,韩德让出入宫帐,与萧绰情同夫妻。出则同车,入则共帐,就连接见外国使臣的时候都不避忌。

  神秘契丹(二十五)景宗皇后萧燕燕与耶律隆运韩德让(下)

  也许是因为韩德让的原因,萧绰对辽国的制度和风俗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奖励农耕、倡导廉洁、治理冤狱、解放部分奴隶、重组部族……不但将辽国从奴隶制国家进一步向封建制转化,而更重要的是改进了契丹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实力雄厚之后,她开始主动地向宋朝挑战,多次亲自披挂上阵、跃马疆场。成为威名远扬的一员女将。

  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深秋闰九月,萧绰领着辽圣耶律隆绪、韩德让,率二十万辽国精锐部队南征北宋。在今河南濮阳与北宋签订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为了纪念盟约的签订,巴林左旗人们把查干哈达苏木哈布其拉嘎查北三公里故有“石桌子”之称的石山改为“萧太后点将台”)。

  澶渊之盟签订之后,双方结束了为此多年不息的争战,进入了长达百余年的相对和平。这使得萧绰的功业更为辽人所景仰。即使在宋朝,她也成为一个传奇。就在这一年,辽圣宗再一次为母亲加进尊号,使萧绰的尊号从统和元年的“承天皇太后”、统和二十四年的“睿德神略应运启化承天皇太后”、一直加到了“睿德神略应运启化法道仁洪圣武开统承天皇太后”。

  在促使萧绰签订和议方面,韩德让起到了绝对的作用。萧绰一向对韩德让另眼相看,这在契丹贵族和辽国宋国之间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早在统和初年,在一次朝会上,和韩德让之父韩匡嗣有宿怨(此宿怨是由于韩匡嗣反对对宋用兵、虎古则坚持对宋用兵所致)的涿州刺史耶律虎古,因意见不一和韩德让发生了激烈争执。韩德让大怒之下,抢过卫士手中所持的戎杖就向耶律虎古没头没脑地砸去。生生地把虎古给砸死了。统和六年(公元988)四月,在南京(今北京西南)的一场马球赛上,大臣胡里室将韩德让横撞落马。可能由于此举明显是有意为之的缘故,萧绰勃然大怒,立即就将胡里室斩首示众。(胡里室就是盖之庸先生所说杨家营子石匠沟萧氏夫人的第一任丈夫“污斡里”)从此无论是契丹皇族还是任何大臣都不敢冒犯韩德让,这几乎韩德让与皇帝是等同位置。

  为了让契丹大臣都知道太后与韩德让之间的名份。统和六年九月的一天,萧绰一反从前在皇宫中宴请皇亲众臣的惯例,而是在韩德让的帐室中大宴群臣,并且对众人厚加赏赍,并“命众臣分朋双陆以尽欢”。这样一场以韩德让萧绰为主人的大宴,在场的皇亲国戚都心知肚明,这就是萧太后改嫁韩德让的喜宴,从那以后,韩德让其实就是辽国的太上皇了。后来甚至还有传言,说梁王耶律隆佑其实就是韩德让与萧绰的儿子。

  自从萧绰表示正式下嫁韩德让之后,对于韩德让的“继父”身份,辽圣宗耶律隆绪不但毫无反感,而且还对韩德让有着发自内心的尊敬和父子般的感情。他每天都让自己的两个弟弟隆庆和隆佑(萧绰四子中排行最幼的耶律郑哥早夭)去向韩德让问候起居,而且让他们在离韩德让寝帐二里以外的地方就必须下车步行。韩德让如果离京外出返回,两位亲王也要去站守迎接,问安拜见。作为辽国皇帝的耶律隆绪本人去见韩德让时,礼节更是一点都不含糊,他会在50步以外的地方下车步行,韩德让虽然出帐迎接,隆绪却一定会先向他行礼,入帐后更是由韩德让高居上座,隆绪则极为恭敬地向他执父子家礼。

  统和十八年(公元994),韩德让成为辽国权力最大的实权人物总理南北二院枢密院事、拜大丞相、进齐王。

  统和二十二年十二月,被赐姓改名为耶律隆运,出宫籍,录横帐季父房,封晋王,位亲王上。除了这些头衔,他还得到了一座规制与皇宫不相上下的文忠王府、享有帝王级别的随从队伍。从此韩氏家族正式成为皇族。

  韩德让没有辜负萧绰的信任,终其一生,他都殚精竭虑地为辽国的振兴发展尽力。

  统和二十七年(公元1009)十二月初萧绰逝于行宫。终年57岁。谥号为“圣神宣献皇后”,安葬于今辽宁北镇医巫闾山的辽乾陵。

  萧绰之死对晚年的韩德让来说更是沉重的打击。一年后便重病不起。耶律隆绪和皇后萧菩萨哥每天执子媳礼为他侍奉汤药,却仍然回天乏术。统和二十九年(公元1011)三月初,韩德让与世长辞,享年71岁。

  耶律隆绪为韩德让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亲自拉着韩德让的灵车送出百步之远,将他安葬在母亲萧燕燕的身边今天辽宁北镇医巫闾山的乾陵。千百年后的今天,白音罕山的韩匡嗣家族墓地除大丞相韩德让一人以外,其他百余人都长眠于此,静静的坐落在草原深处,于寂寞中供后人凭吊。

  神秘契丹(二十六)巴林左旗的辽代石窟“真寂之寺”

  2008年9月中旬,巴林左旗博物馆在巴林左旗真寂之寺附近的村民那里,征集到一块罕见的辽代残碑。残碑呈不规则四边形,阴刻有15行149个汉字。

  其中有“今前后翻译两本并”“师咨受神咒,法师于是”“大天受胜尊贵,与诸天女前后”等文字。

  巴林左旗博物馆的王青煜先生通过对残碑的文字内容与日本考古学家鸟居龙臧所记录的资料考证,这块残碑正是鸟居龙臧在1930年考察真寂之寺时,所记录的辽代《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经幢中残缺的一部分。它的出现解决了多年来对辽上京地区佛教传播最早年代上限的疑问。对研究真寂之寺在辽代的规模和开凿年代具有一定价值。真寂之寺现称为“召庙”,建于辽代,位于巴林左旗查干哈达苏木哈布其拉附近的山谷,是一组石窟群。大殿的东侧,穿凿于东北、西南走向的石崖上,面向东南,这个特征正好与契丹民族的“朝日”风习相符。站在庙前,门楣上楷体阴刻的“真寂之寺”四个大字清晰可见。

  外殿建于清代,乾隆年间,一位叫札木杨史达巴的葛根喇嘛从青海的塔尔寺来到了灵岩山,他看见契丹人开凿的石窟,于是葛根喇嘛在旗札萨克的支持下,建起了七间喇嘛庙称“文殊师利庙”,当时由巴林左、右二旗轮流管理,清宫廷曾分别赐给每旗一块匾额,左旗名“善福寺”,右旗名“慧恩寺”,后来,右旗不再参与该庙的管理,故“善福寺”之名广为人知,而“慧恩寺”之称则逐渐被人们淡忘了。石窟分别称为中窟、南窟和北窟。

  三个石窟中二号窟规模最大,里面主体为释迦牟尼涅盘像,凝目侧卧,薄衣赤足,神态安详;三世佛立于身后,在幽暗的灯光下,只见足有四米长的石刻佛祖右手托腮,双目微闭,神态安详,薄薄的袈裟托着他深厚凝重的身躯。周围守护着15个弟子,个个显得痛心疾首,悲痛欲绝。一号石窟略呈方形,正中圆雕释迦牟尼坐像,文殊普贤二菩萨分列两边,有供养人服侍,窟门两侧雕有金刚力士,石壁上还有各种佛像45尊。三号、四号窟实为一窟两室,外室雕像同于一号窟,内室造像均为浮雕,有佛弟子和供养人,天王像分立两侧,俨然护法神气魄。整个真寂寺石窟造像都是精雕细刻,圆润饱满,形神具备,从中可见承唐宋南北文化交融的迹象,诚为辽代佛教文化和石雕艺术的珍品。

  寺庙所处的灵岩山,整座山体形状恰似佛教中的狮子卧,寺庙上方的山体恰好形成佛教中的护法金翅鸟形状,展开双翅护卫着佛门圣地。一块高傲凌云的桃形巨石挺立在山顶崖端,到达山顶处便是第四纪冰川留下来的遗迹——“桃儿石”。

  灵岩山东面是气势雄伟的圣水山,神奇之处在于整个山体酷似仰天而卧的佛祖,因此又叫作“卧佛山”。山间有一眼辽代水井,水质清冽甘甜,富含微量元素,十足的矿泉水,被称为“圣水井”。山下还有辽代僧人闭关修行的洞窟。两山之间自然形成山门,石壁上有阳刻藏传佛教的六字真言和浮雕护法门神。

  山间峡谷中生长着300年以上的古树群落,枝繁叶茂,盘根错节,被群众视为神树。而此山西侧的慈航山,形状就像观世音菩萨普度众生的大船,据说观世音菩萨是慈悲的代表,她以无限的慈悲关心着世界的每一个众生,有众生遇难时,她都能寻声救苦。不管处在多么乱的世界,她都可以动静一如、安住不乱,所以她才可以”三十二应周尘刹,百千万劫化阎浮”。每到节假日,我也向其他人一样在此处静静地呆一会儿,虔诚的与观世音菩萨进行心与心的交流。她仿佛如慈母静静地听着我的诉说,与我一起流泪,一起微笑,一起走向清净与解脱。我想起了玄奘大师,一位只身前往印度取经的高僧,在危难时,他就是念”观世音菩萨”,陪他渡过一切危难与考验。在那荒无人迹的沙漠,我想他一定能感受到观世音菩萨所给予的加持,因为有了观世音菩萨,从而他不会孤独,不会痛苦,以坚强的毅力,一步一步把经典背回中国。

  一切观照内心的历程都是为了自在。

  一切观照内心的自在是为了众生都能自在。

  神秘契丹(二十七)辽代的平顶山云门寺

  “云门寺”位于巴林左旗十三敖包镇境内,距旗政府所在地林东镇28公里的洞山村。春夏之交,草木葱郁。金秋季节硕果累累,因而洞山又有“花果山”之美称。

  此山中间人工开凿大小岩洞108个,形状各异,根据其形取名为:朝阳洞、鸽子洞、蝙蝠洞、长仙洞等。山半腰,有一个辽代时期开凿而成的石洞,洞口朝东高10米有余,阔8米,进深近40余米,门口留有人工砌成的石墙,应为辽代僧人闭关的场地。此处冬暖夏凉,洞内还刻有辽代彩佛一尊并在多处发现梵文的六字真言。一泓泉水漫过洞口的平台从悬崖上飞流而下落入山下的溪流之中,形成了独特的景观。淙淙的流水声日夜相续清唱,无论何时,只要侧耳倾听,水响如佩,声声流淌于耳、于心,只要万缘放下,倾听片刻,自能心空如洗,妄念顿除,禅悦油然而生……。因此人们把此处洞窟尊称为“水帘洞”。

  在此洞右侧的朝阳洞上方一巨型石壁,上涂3米高辽代的佛像3尊,为红黑蓝3彩绘成,佛像正襟危坐,栩栩如生,洞口处的悬崖上还有许多浮雕佛像,让来这里的游人一下就会领会到“世上好语佛说尽,自古名山僧占多”这句话的内涵。

  山间有多处古寺遗址。1953年夏天内蒙古文物考古奠基人之一的汪宇平先生来到此地,在洞山小北沟山凹里发现辽乾统十年(1110年)“佛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1台,根据经幢记文,才得知今之洞山乃辽代平顶山云门寺之所在地。

  究竟哪一处为辽云门寺址,其说不一。考古界所认同的说法是在水帘洞下佛光壁西的平台上,根据是平台之北有二山对峙如门阙,常有云雾从中飘散,称为云门,云门的北部有一独特的山麓一年四季云雾缭绕,自成小气候,山的顶部平坦如削,面积形同三个足球场大小,现在仍能见到辽代鼎盛时期人们耕种的地影。

  在平台之上中央有大面积古寺遗址,因此推断此处应为当时整个辽国首都大有名气的“平顶山云门寺”。此处方圆三公里的山坡处还发现有人工垒砌的石墙,据在此地居住过的同事“安学龙”讲,他小时侯经常来此处玩耍,在石墙处发现过大量的辽代残镞和铁器(古代铁箭头)现在在此处仔细查找还能见到。

  石墙遗址处能发现有辽代遗留的铁器。我马上联想到了1120年四月金兵抵上京城下的那一天,金太祖亲自督战。早晨发动进攻,不到中午,即攻下上京城。辽上京留守挞不野缴械投降。天祚帝就此逃往西京。

  在上京失守的那一刻,不想当亡国奴的契丹人也在四处溃逃的人群里躲避女真人的追杀,有的追随天祚帝弃城而走,有的躲藏在附近深山密林,有的躲进了上京地区的要塞堡垒。有的化妆为平民隐蔽在上京地区的各大庄园,还有的就来到了平顶山处的云门寺院。

  辽上京附近居住的契丹人大多是皇亲国戚,恰好此地山路,是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绝佳之处,家家拥有私人武装的契丹贵族,一定会在此派兵同前来搜查的女真士兵拼命厮杀,因此在平顶山上发现遗有大量的残镞和铁器不足为奇。

  如今,人们又在山下寺院的遗址上重复了几处殿宇分别取名为“慈智殿”、“关圣殿”,“千佛殿”和“居士房”。

  因为这些建筑群全部承袭辽代余绪,所以被巴林左旗的人们统称为“云门寺”。

  神秘契丹(二十八)古北口发现辽代汉人“李文贞”墓志

  春季里,人变得懒洋洋的,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总爱想起过去的时光。回想在家乡巴林草原踏查过的每一个村庄,总是对在此生活过契丹人残存的遗迹怀有浓厚的兴趣。家乡的多处小村景点,可能不如江南古村的清秀悠久,但却有着大辽文化的粗狂豪迈,比如,南塔山下的古北口。

  古北口是隆昌下辖的一个村级行政单位。在辽代被契丹人和汉人称为风水宝地。村北4公里高山上,坐落着迄今保存最完整的辽代上京第一塔,即巴林左旗南塔。西面和南面被大小不一的奇山环抱,在其他几个自然屯子的山上还发现有辽代的梯田和古石磨和多处辽代墓群。由此看出古北口地区在辽代是块风水宝地,此地多以汉人居住。

  2007年春,辽上京博物馆在内蒙古巴林左旗原野猪沟乡新房身村收缴了一方辽代汉字墓志。据博物馆人员讲,此志石出土于原白音敖包乡热河营子村西南约五华里的一处名叫“酒漏子洼”的地方。白音敖包乡热河营子村就是目前隆昌镇古北口地区,2002年巴林左旗人民政府将白音敖包乡和隆昌镇并在一起统称为隆昌镇,热河营子村同古北口村并为一村称为“古北口村”。

  墓志主人是生活在辽兴宗、道宗时期的汉族官员李文贞。墓志宽90厘米,高88厘米,发现时已残,现存9片字迹不清。志石刻字34行,原石有字约1440字左右,志文末尾有“维大康三年岁次丁巳六月已卯朔十九丁酉坤时”字样,应为立石时间。墓志最后一行原来似镌有术士的名讳,但不知何故又磨掉了。

  因墓志主人在辽代的官职不高,故其后人在撰写墓志时多以叙述家族成员和家族史的来增加篇幅,以便提高李文贞的身价。墓志称“其先本宋国人”,说明李氏家族是在北宋建国之后至“澶渊之盟”之前的某次进兵中原时被掳而到契丹腹地的。

  墓志说李文贞:幼岁闻识监(兼)融,入仕之初曾任某“小底”(按《辽史》记载小底属近侍、承应一类的职官。从现有的辽代史料看,小底官多为契丹人担任,此墓志出现的汉人出任此官者极为罕见,由此可以看出契丹王朝的后期许多契丹原有的制度发生了或大或小变革。),后任辽州“都孔目”(孔目官,唐世始有此名,言凡使司之事,一孔一目皆须经由其手)、临潢府文学。(《新唐书·百官志》兴德府……文学一人,从八品上,辽袭唐制李文贞“守临潢府文学”,此“府文学”当与唐代的府级“文学”品级相当)。

  作为汉人的李文贞在辽代生活得很好,自任州参军到其故去共历三十六年。他有妻室二人,子侄十五个,后代还多用佛教含义名字来取乳名,其中家族里还有两人出家为僧。这也说明当时巴林左旗临潢地区佛教文化的兴旺昌盛(详见巴林左旗辽史专家王玉亭先生《首届辽上京契丹辽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李文贞于“咸雍四年(公元1068年)三月二十七构疾终于私第”。李文贞逝后可能先埋在老茔,到了大康三年(公元1077年)又迁葬至今的巴林左旗白音敖包热河营子的“酒漏子洼”。

  终辽一代,无论契丹人还是汉人都希望后代出人头地,在选墓地时一定会查找山水连绵的富贵之地。“酒漏子洼”处地理特殊,远看两山关拦交锁状态明显,南有一条古时河道,水走的方向低平宽阔,正迎合了“入山寻水口,登穴看明堂”风水学里的那句话,因此“酒漏子洼”一定是居住在上京地区辽代汉人心中福、禄、寿、喜、财,五福聚全的一块风水宝地。由于李文贞墓志损毁严重,不知被墓志所称的“南山之谷新茔”的“酒漏子洼山”在辽代称为何名?期待文博人员对墓志考释中的新发现!

  神秘契丹(二十九)巴林左旗辽代开悟寺塔

  开悟寺塔位于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南约2.5公里的石盆山北侧,为砖筑八角七层密檐式空心塔,高25.5米(现称为林东南塔)。据项春松的《辽代历史与考古》一书中所记录,上京南塔塔下曾发现砖雕塔记铭,残文有“至第五檐……十二年”等文字,这个“十二年”字样之前,应为辽代某个年号。专家们根据辽代所有时长达到过十二年的年号,推测此塔应建于统和十二年(994年)或重熙十二年(1043年)。

  此塔具有辽早期佛塔的建筑风格,而塔身浮雕显示稍晚时代的韵味。据此,推测该塔建造与浮雕制作的时间不同步,塔身浮雕是后来雕刻的。

  塔身东面、西面、南面、北面原来镶嵌金刚界四方佛,除了东面阿閦佛,其他三尊佛保存比较完整,东面阿閦佛仅残存头部。依据唐金刚智译《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的记载,这些图像在唐代时确立,后流传至辽代。该塔沿袭了唐代确立的图像范式,同时表现出辽代独有的时代特征。其中两个造像特征尤其重要。

  第一是金刚界四方佛所戴的宝冠上均刻五个小佛坐像,皆结禅定印,象征金刚界密宗的核心五智五佛。

  第二是西面阿弥陀佛结的变形妙观察智印。这两个特征是辽代独创的,也为佛教图像在辽代的传播过程提供了线索。

  塔身的其他四面也镶嵌着不少浮雕造像,其中八大灵塔浮雕尚且保存较好。八大灵塔是释迦牟尼佛八处圣迹的象征,此塔的八大灵塔采用三层小塔的形式,塔身东南、西南、西北、东北面分别配置两座小塔,整体上形成了原塔上再刻小塔的独特构造。八塔信仰及其名称来源于唐元和五年(810)般若译《大乘本生心地观经》,证明辽上京人亦存在八塔信仰。

  塔身西南面本来镶嵌有三尊道教像,目前仅残存左侧面向中尊的一尊像,现藏于辽上京博物馆,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座镶嵌道教人物的辽塔。塔身南面第二层镶嵌一尊立像,该像两手在胸前供奉一朵莲蕾,推测其为白衣观音像。

  据《辽史》记载,辽太宗在燕京大悲阁亲见白衣观音,并将该尊像迁到木叶山兴王寺菩萨堂,把它当作皇室的家神虔诚供奉。因为菩萨堂的白衣观音像没有保存至今,所以,辽上京南塔应该是已知唯一表现白衣观音的辽塔。

  辽代时期有塔的地方就一定会有一座庙,根据(巴林左旗1988年《临潢史记》第56页金永田先生“辽上京附近佛寺遗址”)记载1972年原福山地乡塔子沟村的山坡上,发现了一座小型火葬墓,出土骨灰匣一盒。匣内墨书“天庆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开悟寺前开龙别贮沙门积行灰衬”此墓距南塔不到一公里,因此,南塔应该是开悟寺塔。

  结合契丹信众多种信仰的特殊性,可以想像,当时的巴林左旗辽上京开悟寺地区佛塔高耸,风铃飘鸣,诵经声声,一定会呈现出一派佛国盛世的景象。

  神秘契丹(三十)巴林左旗辽太祖陵的“石房子”

  辽太祖陵位于巴林左旗查干哈达苏木石房子村西北大布拉格山谷中,东南约五里处为其奉陵邑祖州城。

  祖陵座落于一个口袋形山谷中,四面环山,仅在临近祖州的东南方向,有一个直线距离约80多米的山口,为祖陵陵园唯一的出入口。陵园周围古木参天,小溪潺潺,是一处清幽静谧之所在。陵区的山门巧妙地借用了天然的山谷,十分独特。从陵区地面上被毁坏的砖瓦及残存的石雕上,可以看出契丹文化古朴拙致的建筑风格。

  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此地黑龙门址进行了首次考古发掘,并取得重要收获。

  据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董新林教授介绍说,“黑龙门”为一门三道建筑,现存东、中两个门道,保存较好。二门道均采用梁架木结构,东西两侧下铺有石地栿,其上置木地栿,木地栿上有卯口,上插13或14根排叉柱。这种门道基础结构在中原汉唐宋诸朝考古所从未发现,独具特色。

  考古队还在“黑龙门”发现两个墩台,墩台主体为夯土,南北外侧下部为包石,上部为包砖。东墩台保存较好,西墩台破坏严重。城门两侧均筑有高大的陵墙,东陵墙上残存一座面阔三间、进深三间的建筑,开间宽度不一。东侧墩台和东侧陵墙的顶部,都发现有覆盆式石柱础和砖瓦残块,表明当时上面都应有高大的木构城楼建筑。从原地面上残木构件和大量灰烬推定,祖陵陵门上的木构建筑毁于大火。

  陵园四面环山,唯东南豁开一个谷口,谷口的对面,有一座被称为“漫岐嘎”的高山,有学者分析很可能就是辽史中所说的木叶山。辽人崇尚大山,四季都有祭山的习俗。木叶山是他们的始祖白马神人与青牛神女相遇的地方,是契丹人心目中的圣山。依据蒙古族祭敖包的习俗,我个人认为契丹人心目中的木叶山应该不止一处,不过将此山称作木叶山是最恰当不过了。

  祖州是祖陵的奉陵邑,周长3.5华里,由内外两层城垣构成。内城分成三部分,中轴部分为主体祖庙。据《辽史》记载此处供奉着耶律阿保机的塑像和他生前用过的兵器、日用品和服饰等。

  在祖州内城的西部区,有一座建在高台上的石屋,它就是著名的辽代石室俗称“石房子”。

  石房子座西朝东,前面正中留有一门,门上半部各向两边开有半窗,石壁四角有铁锔连接之痕。紧靠北壁正中置一石床,石屋前脸门楣两侧刻有花纹,后壁似有契丹文字样。据考证,石屋的石料是在巴林左旗真寂之寺南哈布其拉山谷的莲花台处运来的,莲花台就是石房子取石后遗留的废料。

  关于“石房子”的用处目前有三种说法:

  第一、祖庙之说。

  《魏书》有记载,上世纪80年代初,呼伦贝尔盟文物工作者在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北约10公里、大兴安岭北段顶峰东端,找到了鲜卑石室,洞内有太平真君四年的石刻祝文。契丹人是拓拔人的后代,嘎仙洞即拓跋鲜卑先世的旧墟石室。根据这一信息,“石房子”很可能是契丹人在辽祖洲城内修建的祖庙,用此来缅怀先人及祖宗的丰功伟绩。

  第二、囚禁述律平和李胡石牢之说。

  阿保机病死后,述律平违背遗嘱,立次子耶律德光为帝,耶律德光死于南下伐晋途中,随太宗征战的诸将畏惧述律平及其儿子耶律李胡的残暴,在军中拥立原太子耶律倍的长子耶律阮为皇帝,大军返回上京。述律平闻之大怒:“皇帝不是人人能做的,太宗死了,还有他幼弟李胡也轮不到不孝不义的耶律倍之子坐皇上。”于是带兵南下。两军在巴林右旗的巴林桥边西拉沐沦河相遇,后经耶律屋质从中周旋,签订了历史有名的《横渡之约》。不久因李胡密谋造反被耶律阮发现,罚述律平和李胡为太祖守陵,因此又有人推断为关押述律平和李胡的石牢。

  第三、辽太祖停尸房之说。

  据《辽史》记载,926年阿保机在出征渤海还皇都途中病逝于扶余(今吉林四平西),927年葬祖陵。阿保机病逝到修陵埋葬相差一年时间,为了方便祭拜和尸体保存就修建了此座石室,等到灵柩入陵后此石室即成为契丹皇室祭祀阿保机的场所。

  我个人倾向于第三种说法,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在林西传教的法国神父闵玄化来林东到此听当地牧民讲:石屋里面原有一汉白玉石像,被当地牧民砸毁后将残块做为“磨刀石”专用。

  石像很有可能就是阿保机死后的塑像,可惜它没有保存下来。否则一定会为解开石室的千古之谜。

  以上三种说法是对石房子真实用途的猜测,既无物证也无史料可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考古发掘的进一步深入,一个真实的谜底将会展示在世人面前。

  神秘契丹(三十一)“索贝山”下辽代遗址

  1991年春我从武警抚顺支队复员,分到了巴林左旗公安局白音沟派出所工作,因交通不便,平时就在乡政府吃住,偶尔回次家也只能依靠于自行车。由于在部队养成了锻炼的习惯,我经常步行于两地之间,在3个小时内一定会走完56华里的路程。

  派出所的驻地在乡政府所在地的衙门庙村,“衙门庙”是1656年清顺治皇帝为纪念死去的义女所建。其女原姓白,其父跟随顺治皇帝作战有功,女儿被皇帝收为义女。长大后嫁给了本旗的贝子色棱(成吉思汗的后代)死后在此修墓称之为“公主陵”。

  为了纪念顺治皇帝的义女,清廷又在陵北修建了庙宇,称为“衙门庙”现在的白音沟小学院内的七棵古树处。

  据当地老人讲此庙在1935年被土匪纵火烧毁,同时还烧死了一名喇嘛,无居可住的喇嘛就在主持达瓦苍布的带领下于当年6月迁移到了白音乌拉苏木乌兰白其嘎查,重新修建了一座“衙门庙”,它就是后来的“乌兰白其庙”。此庙到建国初期,还能见到供奉着清时北京塑造的公主像。此像土改时被毁。

  1992年秋天,巴林左旗农田水利建设大会战,我被分配到了白音沟乡的福山、索贝山和古井子三个村,负责监督水平梯田和四米畦田的修建。虽然我的编制在公安局,但人、财、物、都由乡政府统一管理,所以警察也要与乡干部一同分片包村。

  会战期间要求所有乡干部无特殊情况不许请假,为了确保工程质量及在全旗里取得好的名次,乡政府要求所有下乡人员全部吃住在村里,并不定期的检查干部的在岗情况。

  我当时还没结婚,光棍一条,在哪吃住都无所谓,绝对服从组织领导。为了尽快的完成任务,我一住就是66天,每天都同几个村子的干部吃住一起,结下了不解之缘,至今难以忘却。

  因为我是内勤民警,所以规定每个星期三需要回到所里办理户口业务,每到这天所长袁永财都会来村里接我,同时送来一些我喜欢吃的东西,算是犒劳属下。如今他老人家已经作古,留下的也只有那难忘的星期三了。想到这些,还真是十分怀念他!

  会战的地点在“索贝山”下,(此山在山顶有一处能让人躲避风雨天然石洞,1946年白音敖包地主李景阳勾结土匪枪杀我八路军的赵排长后藏躲于此洞而出名)我与乡政府的干部刁志斌(现在林东镇郊区派出所上班)、张汉伟(现花加拉嘎乡党委书记)三个人分在一个组,由于我们几个年轻,会战时常常举行挖坑和爬山比赛。由于经常比赛,导致我一天不活动就浑身发痒,所以每天都要上索贝山溜一圈。

  1992年10月15日下午3点多钟我与以往一样同村民组长屈文生开始爬山,刚登到一半时就看了山下工地上几个人嚷声一片,怕是有人打架我们俩人赶紧下山前去制止。到现场一看,原来是在一块二尺左右的青石板下一个陶罐被挖碎了,陶罐里撒落出许多铜钱,几个在相互抢夺的老人说自己百年之后装材之用。我了解清楚后,叫几位老人别摔坏了自己,抓紧干活吧。在我和屈文生的劝解下几位老人嘟囔着散开了。

  这时挖碎陶罐的老人盘腿坐在自己驴车前的空地上,从兜里掏出一个物件对我说:“哎、我给你个东西,这是箭头子,是我在福山和索贝山前边山坡上捡到的,这玩意地里可多了”!

  我接过铁箭头看了看,也没细问出土地点,就又忙于别的工作去了。第二天,电工曲文章见我手始终拿着箭头,就对我说这东西多了,工地的后山还发现过一副鎏金马蹬呢!

  什么,鎏金马蹬?在好奇心的牵动下,我当时就同阎明(现已退休)和曲文章三人一块来到了会战的后山。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的样子,整座山坡的阳面,许多不规矩的房屋基础,像是一个村庄刚遭受到洪水的冲刷一样,全是残砖断壁。在远处的山坡处的河沟边裸露出三座被山洪冲毁青砖墓室,辽代的沟纹砖瓦随手可拾,在此处的西北方向几个辽代的石臼摆放一起,石臼的西南处还有两口石砌古井,其中一口至今还被当地人饮用。此处遗址的面积比现在的福山村要大出一倍,那种场面绝对震撼,令我惊讶万千!究竟是什么人留下如此之大的遗址呢?在此后的几日里,我一个人拿着那枚铁生了锈的箭头,行走在这片古遗址上,期盼着在有新的发现。直到会战结束后我才在我的老邻居王勤道尔吉家找到了答案。

  神秘契丹(三十二)耶律窝斡抗金的大本营与辽上京

  提起我的邻居旺钦道尔吉,年龄稍大的人们都知道,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萨尔的29世孙。从17世族“穆彰”于清顺治5年首任阿鲁克尔沁札萨克(主管旗长)开始,至清同治6年到其祖父“巴咱吉哩第”在任时,全家共经历了13世扎萨克王爷。父亲是阿鲁科尔沁最后一任王爷”,加起来共计14世。解放后老人就住在巴林左旗林东镇,任巴林左旗政协副主席后离休。离休后阿鲁科尔沁旗领导多次来林东请他回去,但都被老人谢绝了,因为在他心中早已没有什么阿旗左旗之分了。直到现在,阿旗的部分领导还经常来这位年近九旬老人的家中做客。

  老人家见到我手里的箭头后,给我讲了一个我所不了解的辽上京历史!

  公元92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剿灭渤海国,在巴林左旗建立了上京城,辽太宗耶律德光即位,遂开始大规模实施扩建工程。

  在辽鼎盛时期,北宋的好多名人都来过上京。比如我们所熟悉的王安石,刘敞,大文豪欧阳修都在此地作过著名诗篇。如欧阳修《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马上作》里的名句:笑语同来向公子,马头今日向南行。”在回程途中,他还写下了《奉使契丹道中五言长韵》,详尽地记录了北国冬季景象和契丹人鞍马骑射、行围打猎、儿童走马、妇女弯弓、松壑冰溪等辽王朝地理环境与风俗民情。可是公元1120年5月15日,此地完全变了样,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临城指挥,金军顷刻间占领了辽上京。曾经是辽臣后来投奔了宋朝的汉人赵良嗣曾赋有“建国旧碑胡月暗,封王故地野风干。回头笑向王公子,骑马随军上五銮。的一首诗”,描述了当时女真的得意和契丹人失落沮丧的情景。

  从此这座威名远扬的辽国首都女真人成了它的新主人,直到40年后的(1160),契丹人撒八、孛特补等人杀了完颜亮派人到辽上京征兵的特使,举兵起义。上京才又一次回到了契丹人手里。契丹大将移窝斡自为元帅,以新罗寨(巴林左旗林东镇北井小东沟)起兵攻打临潢府,于(1161)年十二月移窝斡活捉临潢府总管移室懑在林东称帝,年号天正,《辽史》有记载。

  索贝山地区的遗址就是新罗寨的一部分,也是耶律窝斡起兵抗金的大本营。三年后金大定四年(1164)五月,移窝斡起义被镇压,女真人又重新统治了辽上京。从此辽上京及周边地区再也没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

  转眼到了元朝,由于能征善战的契丹人跟随蒙古远征军四处拼杀,辽上京逐渐被废弃,元朝末年,随处征兵的蒙古人为打消契丹人对家乡留恋,在辽上京契丹人撤离的最后一刻,便用大火将威震北方草原几百年的上京城彻底烧毁。此后上京城完全被人遗忘。在以后的数百年来无人得知其准确地址。

  据巴林左旗第一任文管所的李志老人家讲,辽上京的确毁于火烧,上世纪的20年代林东闹饥荒,有几百号农牧民手拿工具在整个上京城遗址挖了近一个多月的煳米,(“煳米”就是契丹人撤走时来不急带走被蒙古人纵火烧毁后遗留烧焦的粮食)使整个辽上京遗址地面到地下近一尺深的地方都被这次挖煳米所人为破坏。

  我以前从没有听说此事,真心的感谢李志先生,叫我这个契丹迷长了见识,再一次谢谢她老人家!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蒙古史研究者张穆来到林东发现了古城遗址,在《蒙古游牧记》第三卷中记载:今巴林东北一百四十里当乌尔图绰农河会和戈图绰农河之处,有波罗城址,周二十里,内有三塔,久毁,疑即古之临潢。接着又说:“但史云涞流河绕京三面,又疑古城当在和戈图绰农河之东岸,巴林与阿鲁科尔泌接界处耳”,看来当时的张穆也没底气把辽上京的位置完全肯定下来。

  不过张氏的这一重大发现,不但为数百年来无从寻觅的辽上京有了明确的目标,又发现至今我们无法见到的另外三座辽塔(2012年9月3日我和朋友一块来的“辽上京”遗址,在董新林教授的陪同下参观了在“日月宫”考古现场,此次考古发现了城内的三座古塔遗址。解开了张穆书中提到百年里无处可寻三座辽塔基础)。

  直到上世纪的1918年和1920年,在林西县传教的法国天主教神甫闵宣化,来到林东考察后,在1922年出版了《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一书。在学术界里明确判定林东镇古城址为辽代上京城。从此之辽上京才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听完了老人家讲的讲述,我独自一人来到了索贝山会战的地方,站在那布满瓦砾的古遗址上,浮现出这里的沧桑巨变,如今新罗寨早已不见,只有那些残存的石臼和柱础,夹杂着荒草静静的散落在索贝山深处,于寂寞中供后人评说。

  用张正旭《游泳的面条》一书中美句来描写此时的心情:静静触摸那段历史,就好像拨动了内心深处中的琴弦,那粗犷豪迈的契丹之风会扑面而来,那一片片废墟的后面,好像有许多历史人物隐约出现,在今人面前讲述着那一段段传奇的故事,顷刻间把你融入那段历史,同时会使你感受到了一种历史的沉重和人生的厚重!

  神秘契丹(三十三)契丹后裔今何在

  从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建国到耶律延禧于公元1125年被俘辽亡,辽存国共209年。

  辽亡后,阿保机第八世孙耶律大石又于1124年建立西辽,存国90多年,于1218年为元朝所灭。伴随着大辽帝国的灭亡,最多时曾拥有120多万人口的契丹民族也随之消失得无踪无影。目前在我国有好多自称契丹后裔群体,如:陕西西安市长安区魏寨乡耶柿村。现有290户大约1300多口人姓耶,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姓氏都是耶律,后来把复姓简化成一个单字,以至于现在户口簿上很少看到复姓耶律的了,他们自称是契丹族的后人。

  天津宝坻县有‘耶律各庄’,至今村人多刘姓。从辽朝以来,耶律译刘。耶律各庄刘姓自称期祖先来于契丹旧部,刘氏很可能就是契丹人。辽宁义县城北20公里的松山脚下的北盘道岭,盘道岭屯《辽史》有记载,村子的26户居民中,有12户姓萧(或者“肖”姓),他们自古至今保留着人死了要挂在树上晒干后再收尸火化的习俗,全村信奉萨满教,有着吃冻梨、冻食和火锅等习惯几乎和契丹人相似。

  云南省也有自称本人的契丹后裔,他们分布在保山、临沧两市和德宏等自治州,共约15万人,其中保山市的施甸县旺乡木瓜榔村建有一座蒋氏宗祠,祠堂的正门朝东,这与辽代建筑都为东向相一致,保留着契丹族朝日的习俗。正门的两边有一副对联:“耶律庭前千株树,阿莽蒋氏一堂春。”等等!

  那么,这个曾经在中华大地创造了众多文明的民族到哪里去了呢?他们被赶尽杀绝了吗?

  带着这些疑问笔者联系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刘凤翥教授。据刘教授讲:辽亡以后,除一部分契丹人随耶律大石西迁以外,大部分契丹人仍留居在东北地区。这些契丹人虽大都与女真、高丽、蒙古族融合,但一部分契丹人还是以集团形式保留着契丹民族的风俗习惯。有的随着蒙古人东征西讨,分散到了全国各地。而随耶律大石西迁的这部分契丹人,在西辽亡后到今伊朗克尔曼省建立一个起儿漫王朝。这部分契丹人被完全伊斯兰化了。但他们的影响至今仍在,以至现代俄语和拉丁语一直把中国称为“契丹”。

  在清代就有人提出达斡尔人源于契丹人的说法。

  据史料记载,辽亡后,不肯降金的契丹将领,率领一部分契丹人来到嫩江流域,并按照契丹人的风俗,组织氏族部落定居下来。从内蒙古巴林左旗一带迁居到今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一带修边堡,这种说法有其历史背景。金朝为了防备北方诸多蒙古部族的侵扰,曾大规模地修筑界壕,也就是金代的长城。由于界壕的修筑需要大量劳动力,而萨吉尔迪汗率领的契丹人可能就是被金朝强迫征发而来的。为了查清契丹后裔到底在哪里,1995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凤翥、陈智超两位同中国医学科学院的杨焕明、刘春芸、吴东颖教授等联合提出了《契丹古尸分子考古学》的课题。

  他们从内蒙古出土的契丹古尸上提取了6例遗骸牙齿和骨骼的标本,然后在云南保山、施甸等地采集到“本人”的血样,接着在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提取了56例达斡尔人的血样,另外还提取鄂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通过DNA检测后,得出以下结论:

  契丹族与达斡尔族有非常亲近的遗传关系,确定达斡尔族就是契丹族的后裔。云南“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很可能是蒙古军队中契丹官兵的后裔。

  至此我们终于明白了,契丹人没有消亡,而是像曾经对历史进程起着重要作用叱咤风云的匈奴、鲜卑、突厥人一样,辉煌一过,就被融合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习俗也被同化的无影无踪,逐渐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以上《辽史》故事是受巴林左旗新闻网之托,命我在工作之余把我所了解契丹时期发生在左旗的一些事,以通俗易懂方式写一下给他,放在网上,方便游人对林东地区的辽文化有所了解。本人实在推辞不过,所以才敢在大辽故土谈论契丹故事,实属班门弄斧。故事中存有多处缺点,敬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建学将不胜感激。

  2017年5月12日

[责任编辑海尔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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